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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十字路口的中國二元土地制度(下)

http://www.CRNTT.com   2011-02-25 09:40:29  


 
  但是,適當地把20%~30%的人趕跑,變成“還鄉團”,我認為這是有利於戰爭動員的。當然,這個不能作為動機的判斷,而是一個事情的邏輯的判斷。你看所有的土改文件,它最核心的一點並不是分地,而是發動群衆。發動群衆的標志就是有沒有暴力事件,就是有沒有把地主“鬥透”——當時的說法是“一個不漏得鬥透”。一個村子四十幾個地主只都了三十幾個,就是還沒有“鬥透”。還有晉冀魯豫的一個村,原來說是鬥透了,結果一複查,發現還差得很遠,差在哪兒呢?這個地區有個經地金志強(音)——所謂經地就是經營地主——調查說這一年他收獲的糧食超過了全村平均數的5.3%,這就是個很大的問題於是就把他鬥死了。還有一個更有趣,還有一個經地說他收了多少多少,雖然沒有講是占平均數多少,但是一算就算得出來,其實還達不到平均數。但是還是有問題。什麼問題呢?他有個兒子當小學教員,每個月有120半穀的收入,因此他的兒媳婦穿戴得整整齊齊,這也是沒有鬥透的一個理由。就非得把一部分人整死不可,這個事情我覺得,如果你僅僅說是意識形態,我覺得也很難說。因為老實說,像這樣的現象,大量發生在戰爭初期,等到戰爭差不多不需要那麼高強度動員的時候,就要好得多了。所以我這裡覺得,這個和戰爭動員的確是有很大的邏輯關系,主觀是不是這樣,我不敢這樣說,因為誰都不是肚子裡的蛔蟲,動機是什麼我們不能說。但是能夠進行高強度的戰爭動員是和用土改高度分化了鄉村,把鄉村分化成你死我活的兩大塊。用“你死我活”這個形式來進行戰爭動員,和這一點是很大的關系。

  這一點我覺得,有人寫過一篇文章,就是說這個土改是一種戰爭動員手段。然後網上就有很多罵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說,說中共是為土改而戰爭,而不是為戰爭而土改。那麼這個問題該怎麼看?我覺得如果事實講邏輯的話,那麼的確你只能說它是為戰爭而土改。因為老實說,在戰爭之前,他和國民黨討價還價的時候,從來沒有把土地問題列入過討價還價的內容,說“你要土改,你如果不土改我就跟你打仗”,從來沒有這種言論的。但是我要說,的確土改也不光只是為了戰爭動員,否則就不會,為什麼像廣東那樣的土改,已經是戰爭都打完了,為什麼還要土改?我覺得,土改有兩個作用:第一個就是從你死我活實現了一種分化式的動員。就是你死我活,所以我就可以對這部分人進行高強度的分改;第二,通過土改再造鄉村,把鄉村中傳統的認同都給消除了,什麼宗族的認同,什麼社區的認同,又是所謂的“清不清階級分”嘛,把原來的一個村子裡頭的什麼親情、鄉土之誼打掉了以後,原來傳統的鄉村的民間組織資源,也就是我在文章中講的,小共同體的那些組織,不管是宗族、社區、宗教什麼全部掃掉了以後,再有一個組織化的體系,就是實現了組織資源的一元化。這個組織的一元化,老實說,不僅對於進行戰爭動員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就是對於戰後的社會變革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如果僅僅從經濟的角度講,土改很有意思。從經濟的角度,它是一場徹底的私有化運動。因為中國雖然很多人說,自古以來土地就是私有的,但是中國自古以來傳統上一直有相當一部分小共同體所有的土地,就是族廟公產所有的土地,這些地直到49還是有不少的。那麼土改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要把這一部分地方,就是把族廟公產給私有化,這在有些地區是土改的主要內容,比如廣東的土改。

  中國歷史上,商鞅變法搞過一次改革,和這個邏輯一樣的。商鞅是一個法家的土地改革,法家的土地改革很有意思,也是搞了一場私有制,但是這個私有制是國家領導的,國家可以沒收你,但是鄉村、宗族、族群不能管你,最終的結果也是那個國家管制和財產的“原子化”,就是我講的國家主義外形下偽個人主義的一個結合。

  土改以後,的確是把鄉村極端的原子化了,所有的組織資源高度的依托。那麼這樣的結果,的確對後來鄉村創造了很多的可能性。這一點在中國比較中最明顯。俄羅斯和中國都搞了集體化,但是俄羅斯搞集體化受到農民強烈抵制。而中國的集體化農民就基本上沒有什麼抵制,那麼是什麼原因?斯大林當時在俄國推行集體化的時候,當時推行集體化的真正原因是另外的。但是他解釋的時候曾經有過一個說法,說我們俄國農民,本來就有集體主義傳統,大家知道在三俄時代土地就是公有的,俄國傳統時代一直有土地的村舍所有制,只不過耕作式的,講得簡單點,有點像聯產承包,就是所謂的公有私耕制度。斯大林就說,我們俄國農民有集體主義傳統,所以我們搞集體農莊,可以搞的比較容易。他們把恩格斯罵了一通,說法國農民問題中的這個說法過於保守,因為恩格斯講的法德農民,他們是小私有者,我們俄國的農民是農村公社的傳統,所以我們可以搞得比恩格斯講的要激進。

  但是蘇聯後來實際的結果就是遭到農民非常強烈的反抗,而且付出的代價極大。結果這個事情就變成了一個解釋的模式,到了中國搞土改的時候,中國大家知道50年代中國各處都有蘇聯專家,農口也有很多蘇聯專家,農口的蘇聯專家都反對集體化,都反對搞合作化。他們的理由就是受到斯大林說法的影響。他們就說,你看我們俄國農民是有集體主義傳統的,我們搞集體化尚且是困難,說你們中國以前就沒有農村公社,這是你們和我們俄國農民不同的地方。你們自古以來就是私有制,一小二私,不像我們俄國農民還有農村公社的傳統。我們俄國農民搞集體化尚且如此困難,你們搞集體化那不惹大亂子嗎?怎麼能搞得成呢。老實說這個說法影響很大,一直到90年代杜潤生還延續了這個說法。他在一篇文章中還這麼講,說集體化是一種蘇聯模式,蘇聯提出這個制度是有根據的,因為蘇聯傳統時代就有集體主義傳統,所以他們搞集體化是合理的,但是中國國情不同,所以毛主席這樣搞是不對的,就是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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