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中國歷史激活香港電影？

http://www.CRNTT.com   2010-04-26 10:42:25

金像獎最大贏家《十月圍城》營造的歷史真實感普遍為人詬病 　　中評社北京4月26日訊／香港電影人的整體問題：他們無意探究歷史的真相與本質，因為歷史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一個戲劇場境。結果他們的電影只有歷史的場景、背景和氣氛而沒有歷史的真實與質地。誠然，寫歷史而不寫人性，就像只有一只翅膀，又如何飛得起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香港電影至今還沒有出現過一套真正的大叙事傑作：香港電影對歷史欲迎還拒，結果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南方網今日登載文化評論家林沛理的評論文章“如何讓中國歷史激活香港電影？”，其內容如下: 　　今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大陸和香港合拍的大製作、賽前獲得破紀錄19項提名的《十月圍城》成為最大贏家，共囊括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等八項大獎。香港的媒體普遍認為，《十月圍城》的獲獎合理，因為這部電影對業界的意義重大，堪稱合拍片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監制陳可辛吸收了《投名狀》開拓得來的成功經驗，與導演陳德森將合拍片的主流歷史題材滲入了香港元素——故事發生在1906年的香港，孫中山要前來與十三省革命黨人商討起義大計，清廷得悉，派一批殺手來行刺孫中山，一群無名英雄不惜犧牲性命來保護孫先生。 　　對此我無法苟同。不管《十》片在大陸得到多少觀眾的錯愛，在香港得到多少影評人的過譽，我始終認為它是一只迷路的貓而非領頭羊，一個應該汲取其失敗的教訓，而非學習其成功的模範。回歸逾十年，香港的創作人仍然在摸索和猶豫，為重新塑造香港的文化身份而苦惱。香港的藝術、文化和作品究竟應該繼續“輕”下去，還是已經到了必須增加“重量”的時候？如果對香港人來說，中國的歷史已經無法逃避，它如何可以被轉化為一種激活香港文化的靈感或者刺激？在這個改造和重新確立香港主體性的過程中，香港的電影工作者無疑扮演一個先行者的角色。不少香港導演從九七開始就刻意在作品之中加入恢宏叙事的元素，藉以確認和彰顯香港已回歸中國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在這方面，陳可辛無疑是表表者。 　　他三年前拍的《投名狀》不是張徹《刺馬》的重拍或者抄襲，而是忠於香港人處境和時代精神的《英雄本色》。它將抽象浪漫，置身於歷史以外、與現實沒有明顯交涉的英雄主義，套上腳鐐和手銬，押解回兵荒馬亂的中國歷史場景之中，讓我們瞥見了神話背後的真相，以及隱藏在英雄內心深處的軟弱、殘暴、虛榮和愚昧。 　　影片裡面的李連傑、劉德華與金城武雖然兼備傳統的英雄素質與悲劇性缺陷，但與其說他們是反英雄或者悲劇英雄，倒不如說他們更像另一出上世紀80年代港產片《書劍恩仇錄》裡面的主角陳家洛，都是給歷史去了勢的“零餘人”。不管他們在戰場上怎樣奮勇殺敵，也無論他們立下多少汗馬功勞，三人到底只是三只為朝廷賣命的鷹犬，像木偶一樣被權力的無形之手盡情操縱和玩弄。在政治和歷史的大舞台上，李連傑、劉德華和金城武只是三個跑龍套的小角色。他們的慷慨激昂是裝腔作勢的豪言壯語，他們的拋頭顱、灑熱血是盲目、無意義的犧牲。到最後，他們的自相殘殺不過是應驗了中國歷史上那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手足相殘定律。 　　的確，《投名狀》散發著一種中國歷史的血腥味，除了它的殺戮場面呈現出戰爭的寫實多過武俠的浪漫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正視和呼應了中國近代史一個關鍵事實：當權者的雙手總是沾上血跡的。如果九七之後香港電影要老老實實地面對中國歷史，便沒有可能再拍一部像《英雄本色》那樣天真得近乎無知的英雄片。“我們都回不去了”，這種純真的消逝是香港電影回歸以後喪失其獨特性和主體性的深層心理原因。《投名狀》令人動容，因為它是一出當天真遇上歷史而產生的英雄片，是香港電影向歷史的縱身一躍。 　　可是在《十月圍城》中，陳可辛與導演陳德森卻又“忽然天真”起來。片中飾演孫中山革命同志陳少白的梁家輝，向曾經是他學生的滿清大將胡軍說：“你的成績優異，但頭腦簡單，難成大器。”這也是《十月圍城》應得的評語：影片製作的認真與它構想和創作概念的兒戲，甚至幼稚，完全不成比例。影片有一幕，寫造型奇特、武功最高的義士黎明力抗一眾刺客，全場訕笑之聲此起彼落。這不是因為黎明公子哥兒的形象太深入人心，而是用以一擋百的武俠和功夫片筆觸寫中國歷史，還要是近代史，實在太過貽笑大方。誠然，武俠片/功夫片作為電影類型，其與現實抽離的程度，注定了它無法承載得起歷史，甚至任何有真正歷史重量的題材。在這方面，許鞍華23年前的《書劍恩仇錄》也許是一個無法複制的奇跡。《十月圍城》寫武功蓋世的胡軍一路追殺孫中山，最後被手無縛雞之力的梁家輝的幾粒子彈了結，成了它對自己怪力亂神、荒誕不經的最不自覺，但也最一針見血的嘲諷，一種弗洛伊德式的洩露玄機。 　　這一切，當然有它的商業考慮。影片義無反顧追求的是娛樂價值，而不是歷史價值。不過依我看來，香港導演無法駕馭歷史題材，跟他們只能透過像霧又像花的浪漫鏡片來看歷史大有關係。影片將烈士和刺客拍成是忍者和身懷絕技的少林寺俗家弟子，又將朝廷命官塑造成《龍門客棧》式的邪派高手，反映了製作人的武俠想象力過剩而歷史想象力不足。他們應該沾手的題材，是義和團的起義而不是孫中山的革命。 　　這其實是香港電影人的整體問題：他們無意探究歷史的真相與本質，因為歷史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一個戲劇場境。結果他們的電影只有歷史的場景、背景和氣氛而沒有歷史的真實與質地。誠然，寫歷史而不寫人性，就像只有一只翅膀，又如何飛得起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香港電影至今還沒有出現過一套真正的大叙事傑作：香港電影對歷史欲迎還拒，結果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