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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 所為何來

http://www.CRNTT.com   2010-01-20 10:07:21

中國無意輸出“模式” 　　趙啟正在《學習時報》發表的文章題目為《中國無意輸出“模式”》。他說，有西方的評論說，21世紀會是中國的世紀或亞洲的世紀。“如果是指在21世紀，亞洲和中國經濟和文化會復興，那將是一種可能出現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紀中國會具有像當年英國式或當今美國式的霸權，或其他形式的霸權，則是錯誤的推斷。” 　　有的發展中國家願意參考中國改革開放的某些做法，趙啟正說，這正如中國願意參考他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某些做法一樣，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模式’一詞含有示範、樣本的含義，但是中國並無此示範之意。這個模式或案例處於現在進行時，它還在發展中。”他寫道，“中國模式”沒有普適性，正像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的模式也沒有普適性一樣。 　　“如‘博愛’、‘和平’、‘民主’、‘自由’顯然是有普適性的。但具體到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某一宗教，其價值觀和具體表現或結構又會有所區別，會有不同的特色，而這些特色對應著不同的國家、民族和不同的歷史時期。”趙啟正說。 　　趙啟正的文章帶有明顯的對外澄清的色彩。作為外交家的馬振崗對此深有同感。“還說G2吧，我為什麼反對這個提法，在許多事情上中美兩國達成協議了，影響自然比較大。但是你說中美共治，將把其他大國置於何地？大國會有意見，也不符合我們的外交傳統和理念，我們一直堅持平等的多極化的世界格局。” 　　一旦與國內的民族主義匯流，“熱捧”中國的聲音將更具危險性。馬振崗說，在多種國際場合，他都被要求對《中國不高興》一書進行評價。 　　這本2009年出版的書是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升級版，書中擺出與美國及西方攤牌的架勢，並發出“呼喚高尚集團”“要做英雄國家”的“復興宣言”。該書一出版就被外界認為是“民族主義的集中宣洩”。一位從事國際報道的記者說，他在日本小城奈良的書店、京都的書店，都看到過這本書的日譯本，而且都擺在顯眼位置。 　　“這種聲音的危險性在於會加重國外對中國的誤解，助長中國威脅論，打亂我們自己的步伐。”馬振崗說。 　　警惕改革麻木症 　　與趙啟正文章的對外闡釋不同，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的《慎提“中國模式”》一文則更側重國內。“現在就講‘模式’，既不符合事實，也很危險。” 　　危險何在？他寫道，一會“自我滿足，盲目樂觀”；二會轉移改革的方向，在舊體制還沒有完全變革、新體制還沒有完善定型的情況下，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中國模式”，以後就有可能把這個“模式”視為改革的對象。 　　鄭永年對本刊記者說，金融危機本來是中國進行改革的很好機會，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導致這個機會的流失。一方面，現在中國的經濟復甦是政府刺激的產物，由大量投資驅動。銀行的大量貸款是否會導致大規模壞賬？“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花了大力氣才把壞賬處理好，一旦這次投資導致大量壞賬的出現，無疑會出現內生型的金融危機。” 　　另一方面，他說，在社會保障、衛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進步並不很大。在沒有這一整套社會制度的情況下，內需很難真正旺盛起來。 　　“還有一點尤為重要，一些地方正在失去產業升級的機會。金融危機導致了很多落後企業和產業的破產，這為產業升級提供了條件。但是，不少地方政府為了簡單地確保增長，不惜拯救那些落後產能，一些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企業因為金融危機而起死回生。”他說，“從這個角度來說，金融危機拖延了中國的產業升級，正在阻礙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 　　2009年初，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在雜誌上撰文指出，當前出現了一種“政治體制改革麻木症”：忽然覺得政治體制改革沒那麼必要、沒那麼迫切了；忽然覺得過去的政治體制沒那麼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優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機。在一些人看來，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表明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難以為繼，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失敗。中國能夠在這次危機中處於主動地位，國際社會也比較看重中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體制中沒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這似乎暗示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和評價計劃經濟和傳統社會主義。更有甚者幹脆得出結論，認為我國現行政治體制就這樣挺好，挺優越，無需改革。”王長江指出，不能給這種“麻木症”以市場，要“擯棄一切猶豫”，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必須慎之又慎，不可自我膨脹 　　還有學者擔心腐敗問題，資深理論家吳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模式”被世人熱議，我們應如何回應？回答是：應當更加自警自檢，如實估量自己，謹行審思，決不可自我膨脹。 　　“須知我們確確實實尚處在發展之中，離發達還很遠。當此危機降臨之際，正是我們自我警惕、自我檢察之時。度過危機為當前急務。尤其腐敗盛行使‘中國模式’面臨生死考驗。”他說，因而，“我們必須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過榮辱，在此一舉。” 　　日本《每日新聞》2009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題為《“捧殺”中國的權宜之計》。文章寫道，2009年7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的“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國政府不惜搬出孟子來恭維中國，這種“請務必支持美國財政”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然而，”文章筆鋒一轉，“美國絕不會那麼天真！據我所知，美國依賴中國的情況頂多能夠維持幾年時間。等到因過度消費積累了20多年的財政赤字問題解決，儲蓄率恢復以後，美國還會繼續恭維中國嗎？答案是‘NO’。” 　　“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薩默斯稱‘美國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車頭’，有意讓出主角的位置。然而，這只是美國捧殺中國的權宜之計。幾年後，即使中國肆意膨脹的氣球爆炸了也無所謂，到那時候，估計美國早已變得強大，不會再去理會中國怎麼樣。” 　　此文是日本人的經驗之談。1979年，以美國學者埃茲拉。沃格爾的書《日本名列第一》為代表，西方世界對日本的吹捧一點都不亞於今天對中國的熱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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