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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在哪裡 | |
http://www.CRNTT.com 2009-04-18 09:02:54 |
陳光甫在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之初就設定了“服務社會”的宗旨,他認為,服務是銀行的生命線,普通的商店是賣貨物的,銀行能賣的只有服務,他說:“凡私人所有的工業、金融機關、大企業等等,請牢牢記著‘我是來服務的’這句話,否則,它們的滅亡,無論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它的服務意識,為此他確立了六條原則:不辭煩碎、不避勞苦、不圖厚利、為人所不屑為、從小處做起、時時想新辦法。不僅陳光甫如此,其他企業家也多如此。榮德生曾經對錢穆說起了兄弟倆辦廠的最初動機,就是救助社會失業,也就是為百姓解決就業問題。 保持獨立性,這是近代企業家階層留下的一個不能忽略的傳統之一。從晚清商會的誕生,到民國時的勃興,以企業家為主體的商會在中國社會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晚清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曹錕賄選、“九一八”事變後呼籲憲政、“一二八事變”、抗日戰爭……在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我們都能看到他們活躍的身影,聽到他們的聲音。多數時候商會都是站在時代前面的。最重要的是商會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其領導機構都是選舉產生的,當選者基本上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即使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商會、工業會之類的社會組織也沒有完全失去這種獨立性。1948年11月22日,全國工業總會在上海開會,劉鴻生當選為理事長,憑的是實力和資望,因為當時國民黨當局屬意的人選是陳藹士。在當選的15位常務理事中,包括了“永久黃”團體的李燭塵,榮氏企業的李國偉、榮爾仁,以及胡西園等人。 承擔社會責任,從造橋修路到捐資助學,或興辦學校,近代企業家對公益事業熱忱始終受到社會輿論的肯定和歷屆政府的鼓勵。張謇自述辦實業的動機是為了教育,他從辦第一家大生紗廠到二廠、三廠,到鐵廠、油廠、面粉廠、印刷廠、輪船公司、墾牧公司,把實業作為支點,以實業為母,教育為父,辦師範、辦普通中小學、辦幼稚園甚至辦大學,然後建博物苑、圖書館、氣象台、劇場、公共體育場,以及育嬰堂、養老院、濟良所、殘廢院、醫院、公園大量的慈善和公益事業,幾乎是以企業辦社會,南通成為他建設“新新世界”的試驗田,也成了那個時代中國的模範城。“張南通”真的是名副其實,他不僅奠定了南通一隅的現代化基礎,而且他創造的這個“南通模式”直接影響了榮氏兄弟、範旭東、盧作孚、穆藕初等人,間接影響的人更是不計其數。 盧作孚主持的重慶北碚建設幾乎就是對“南通模式”的一個翻版,他在建設北碚之初,一方面修公園,整頓匪患,訓練人,一方面辦工廠、開礦,然後辦學校、辦圖書館、辦電影院,甚至建起了中國西部科學院。 在尋訪近代企業家遺跡的過程中,我發現有許多地方都是“因廠成鎮”,比如大生一廠所在的南通唐閘鎮,大生二廠所在的啟東九隆鎮,大生三廠所在的海門三廠鎮幹脆地名都叫“三廠”。這些都是以工業化推動城市化活著的範例。他們辦企業的行為因而也成了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如果我們想到這一切都是依靠一個企業家、一家民營企業完成的,我們感嘆的又豈止是工業化的力量,或者那些企業家的個人魅力,在這些因素的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值得我們去追問、去尋思。 他們的作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關心公益的層面,而是體現了近代企業家群體在推動工業化的同時推動城市化和整個國家現代化的用意。張謇以30年的時間致力於實業、教育、憲政和地方自治,被人稱為中國的現代化之父。盧作孚曾直截了當地提出現代化的目標,榮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國要富強,非急速變成一個工業化國家不可”。追尋他們所開創的本土企業傳統,我們不僅能找到中國企業家真正的財富精神源頭,而且可以看到一個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經達到過的高度,這應該是一個起點,而決不是終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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