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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次優結果”或使中國利益最大化

http://www.CRNTT.com   2009-03-31 07:48:38

另外，歐洲國家也感到美國這場金融危機的泛濫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麻煩。為了不讓道德風險問題進一步惡化，他們極力主張要加強對美國金融創新過程的監管，尤其是對那些壟斷金融創新技術的少數精英層建立事後有效的獎懲措施，以真正做到“收益和風險匹配”的公平原則。因為站在歐洲經濟體角度上看，他們認為自己承擔了更多的風險，而美國因為它特殊的貨幣地位和金融創新的能力，卻獲得了超常的收益而轉嫁了應該由他們承擔的風險。直到最近所出現的高額獎金發放事件，歐洲依然對美國的監管體系表現出極端的失望和憤怒。所以，這次峰會歐洲強調的是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對現有金融創新業務實施系統性的監管。而對開創超出歐元範疇的國際貨幣體系，並沒有像新興市場國家那樣傾注較高的關注。相反，它們對中國的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張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方案表現出了較大的疑慮。 　　綜上所述，這三種不同的聲音（美國強調齊心協力解決市場流動性恐慌的合作方案、歐洲強調加強國際層面上的聯合監管，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要求改革現有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G20峰會上可能很難形成一種共同的聲音。如果全球化環境下的問題不能通過各國共同有效的政策合作，那麼，本國利益之上的救市方案很有可能會危害到他國的經濟利益和政府目標的實現，於是，各種顯性和隱性的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就會隨著捍衛自己國家利益的市場力量的增大而不斷加劇，最終，世界經濟的復甦將會被嚴重推後，從而造成全球的救市成本日益提高。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也應該在戰術上做好尋求“次優結果”的合作方案的準備。比如，在扶持美國市場的流動性同時，也應該不斷向美國闡明和強調中國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的利益；主張IMF按照權利與義務平衡、分攤與自願相結合的原則籌集資金。在戰略上，中國政府要充分利用G20峰會的舞台，尋找靈活多樣的合作模式，爭取更多和我們面臨一樣挑戰的成員國的支持，從而為我們自身改革（第二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和金融服務業的創造價值的能力）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環境打下堅實的基礎——這樣的靈活性，可能比我們在峰會上過於鋒芒畢露，一直從正面去強調自己作為最大債權國的利益的做法，效果會更好些。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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