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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電影中的游民意識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張藝謀本人將《菊豆》看作《紅高粱》的姊妹篇。   　　張藝謀本人也將《菊豆》看作《紅高粱》的姊妹篇。的確，這兩部影片在叙事框架上非常接近。年輕美麗的女主人公都是被自己的家人賣給了年老男人，與《紅高粱》中的麻風病人相對應，《菊豆》中則是一個性無能者。這樣一種有著嚴重缺陷的人，處於秩序的最高者，當然令人難以認同。在此前中國社會主義電影中，受苦人民是因為被政治與經濟這兩座大山壓得喘不過起來，而在這兩部影片中，由社會地位造成的不公平，是通過性分配的不公平來體現的，由此而引起的憤恨不平和覬覦，便更加具有個人化色彩。 　　《菊豆》中的男主人公楊天青並非游走之徒，但是他甫一出場，是牽著騾子從外面回來，並且在外面一呆就是三個月，身上帶著一些飄泊氣息。這個細節，就像樂隊演奏之前的試音一樣，找准了它才能够開始演奏。他與染坊主楊金山的關係，令他始終處在一個邊緣位置上——雖然稱楊金山為“叔叔”，實際上一點血緣關係也沒有，因為幼小時父母雙亡，他是被楊金山收養的，長大以後一直無償替楊金山當夥計。三十大幾的人了，楊金山從不提給他說媳婦的事情。因寄人籬下而遭歧視和白眼，是他每天的家常便飯。張藝謀本人理解楊天青的性格主要是“壓抑”，“有賊心沒賊膽”，“裡外不是人”[9]。而所謂“賊心”可以通過他“旁出”的身份得到解釋。很可能越是遭到排擠，便越是“賊心”不死。在一種每時每刻被看作“另類”的環境中，即使是一個沒有“其他想法”的人，也要被弄得有一定要有“其他想法”，而所產生的“其他想法”更表明你是一個異己分子，成了需要歧視的理由。 　　實際上，楊天青走得比“有賊心沒賊膽”要遠得多。他一邊唯唯諾諾地當“侄子”，隨叫隨到；一邊早已經與年輕嬸子上了床，並有了一個孩子。他的問題是不敢公開承認自己與“嬸子”的關係，不敢公開承認那是自己的孩子，過著一種完全是雙重生活，白天與夜晚分開。應該說，張藝謀不是表達愛情的高手，與《紅高粱》一樣表現的是征服和占有一樣，《菊豆》中的男女性愛關係與其說是一種愛情，不如說是一場密謀，很難說楊天青到底是需要女性，還是需要有關性平等或身份平等的想象。也許後者更加重要一些。洗卻自己的污名身份，還自己合法名分，這是楊天青耿耿難忘的。因此，才有了當楊金山突然癱瘓，偷情的這一對迫不及待地私下為自己舉行婚禮，希望這是真正的明謀正娶。而最終能够給予他最大打擊的，便是他與“嬸子”偷情生的兒子仍然管楊金山叫“爹”。在為兒子的生日舉行的宴席上，當著眾族人的面，他被迫舉起酒杯，叫聲“天百，我的好兄弟”，隨即淚流滿面，痛不欲生。而當兒子稍稍懂事，對母親與他的關係表示厭惡時，他整個人完全崩塌了，一下子變得衰老無望。 　　像《紅高粱》中的“我爺爺”游走於“黑白”兩個世界一樣，《菊豆》中的楊天青也騎跨於“人前”與“背後”兩個時空之間。無論如何，他對收養他的楊金山是有情義的，只是在轉身時才背叛他，而在背叛過後他仍然像沒事人似的，一如既往地忠誠於他。這一點比較可怕——他有足够的理由說服自己接受目前這個現狀，繼續寄人籬下的生活，心甘情願。多次當“嬸子”提出遠走高飛，都被他拒絕了。如此他真正的悲劇變成了——他不知道哪一個才是真實的自己：是人面前的還是人背後的，是穿著衣服的還是光著身子的。他最終成了自身虛無主義的犧牲品。影片中最為虛無的是結尾擋棺一場，明明是一對“奸夫奸婦”，依照習俗需要為楊金山送葬時在棺材前擋上七七四十九回，他倆卻表現得那樣情真意切、悲慟欲絕，恨不能倒地氣絕，好像這叔嫂兩人真的離不開這個醜陋的性無能者一樣。一場本來是離奇滑稽的擋棺被渲染得理應如此、蕩氣回腸，一場謊言因此被表述成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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