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中國教育史影響最深的變革——壬戌學制

http://www.CRNTT.com   2009-01-24 09:06:09

壬戌學制的順利通過，與胡適當時在教育界的影響和地位分不開，也與他審時度勢、折沖樽俎的才幹分不開。事實上，“審查底案”最後通過時基本保存了廣州草案的原貌，而教育部提交的學制會議議决案內容在其後一輪輪的會議討論修改過程中，被不露痕迹地去掉了，代表民間知識分子教育改革力量的全國教育聯合會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由此可見，壬戌新學制的制定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其中，民間知識分子教育群體扮演了改革的主角。他們以全國教育聯合會爲舞臺，凝聚成一個强力集團，上演了一出有聲有色的中國現代教育改革的歷史劇，而他們的能量也在此過程中發揮得淋漓盡致。除了胡適、陶行知、黃炎培、蔣夢麟等直接參與幷主導了這次新學制的制定之外，蔡元培、陳獨秀等也間接地參與其中，幷均在當時作爲學制改革喉舌的《新教育》雜志上撰文發表意見。  　　但這場改革的領軍人物胡適十分清醒，他說：“新學制新的應該是精神，而不是形式。”  　　同爲安徽人的胡適和陶行知當年均31歲（1891年生人），令筆者詫异的是，在平常所見的胡、陶二人幾種不同版本傳記中，竟均無一字提及他們與壬戌學制的關係。 　　中國文藝復興催生的果實  　　歷史總是有因由的。如果我們追尋1922壬戌新學制誕生的歷史背景，不能不涉及20世紀初的所謂“中國文藝復興”。1924年，陶行知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國際教育研究所編輯的《1924年世界教育年鑒（中國篇）》撰文時如此評價——  　　現時影響中國教育的所有各種力量之中，中國文藝復興所施加的影響最爲深刻。這個運動作爲“文學革命”開始于1917年，當時運動的領袖胡適博士和陳獨秀先生宣稱：文言已經過時，白話乃是合法的繼承者。……爲中國人重新發現一種活的語言，已經使中國能够産生適應新時代的新文學作品，徹底革新小學讀物及教學法，幷使普及教育運動得以繼續掃除文盲的計劃。  　　陶行知這段話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新文化啓蒙運動及文學革命與1922壬戌學制誕生的關係。在筆者印象中，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特殊的時代：批判與吸收共存，破壞與建設幷行，否定與肯定同時；一切價值被重估，一切權威受到質疑；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一旦相遇幷被激活，引發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場波瀾壯闊的民族自新運動；整整一代接受過中西文化熏陶的中國知識分子懷著巨大的熱情，投入這場——用胡適的話來說即“再造文明”——運動，而他們的共同的聚焦點便是教育。  　　據記載，上世紀20年代在世界教育研究重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習過的中國留學生多達160多人，而同期哥大師範學院學生總共5000多人。陶行知、胡適、蔣夢麟、張伯苓、郭秉文、張彭春、陳鶴琴等均在該校學習過。這批留學生所修學科有教育哲學、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統計、鄉村教育、家事教育、師範教育、教育心理學等，幾乎囊括了現代教育的所有學科。當時的哥倫比亞大學有“中國教育研究會”，每周一次討論中國教育問題。這些中國留學生回國以後，成爲推進中國教育現代化建設的“第一推動力”。幷且，他們均憑藉活躍于當時的各種民間教育團體，結成强力集團，更深廣地影響中國教育。因此，如果將哥倫比亞大學稱之爲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黃埔軍校”，似乎幷不過分。當時哥大有中國留學生組成的專門負責接待從國內來的新留學生的組織，可見彼時的風氣。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