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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美國軟實力緣何快速消退 | |
http://www.CRNTT.com 2021-04-12 00:02:43 |
特朗普採取的貿易制裁也是美國經濟實力下滑的結果。一方面,表明要讓製造業回歸,惠顧下層工人;另一方面,也是矛盾的,工資成本增加讓回歸美國成為畫餅充饑。阻礙全球化和貿易自由更多是表明態度。拜登新政府或許會延續貿易對峙,但談判餘地會大些。自由主義經濟面臨國內的挑戰,主要是由於壟斷過度和全球化,造成產業集聚和跨國分工,直接損害了國內工人的利益。自由主義經濟具有兩面性。進口滲透率和外包增長代表了全球化,體現了自由主義。但它對國內就業和工資水平產生很大影響。在汽車零部件行業的案例中,全球化的影響導致工資中位數從2003年的每小時18.35美元下降至2013年的15.83美元。經濟研究顯示,移民造成國內工人的工資小幅下降,但對缺乏高中教育的國內工人影響最大。自動化的穩步推進、機器替代人工,將促使底層90%群體的相對收入下降。薪水相對較高的製造業工作崗位已經被侵蝕,因為美國製造業就業份額從1953年的30%降至目前的不到10%。自動化影響與“技能偏向的技術進步”叠加,致使軟件驅動的計算機替代了日常工作,而這些工作的損失不衹發生在製造工廠的裝配線上,還發生在打字員、簿記員、文員、接待員等日常辦公職業中。自動化並沒有造成悲觀主義者曾經擔心的大規模持久失業,在2007年底結束的經濟周期擴張期,美國經濟的失業率也能控制在5%以內,並且在2015年失業率再次下降至近5%。儘管就業崗位沒有大規模消失,但就業構成發生了變化,在職業分布的頂層和底層創造出更多工作機會,中層則出現空心化。這種轉變被稱為“極化假說”,在最近幾年已被勞動經濟學家廣泛證明。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業已成為了新經濟的核心。它從1978年的1.2萬億美元總產值,增長至2007年的11.8萬億美元,超過了製造業,成為美國經濟中最大的產業,這一行業的利潤同樣飈升——從1980年占企業利潤總額的18%,增長至2005年的46%。正如尼克松總統任下擔任政治戰略顧問的凱文-菲利普斯所言,華爾街為了謀取私利,“劫持”了美國經濟,這也導致經濟力量“如危機般過度集中”。③1998年對當時最大的對衝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進行救助,這個由天才級的“量子專家”們創立的基金實際執行的是非常簡單的套利策略,但不得不依靠極高的杠杆借款,以至於在少數投資策略出現差錯後,整個基金就破產了。當時沃倫·巴菲特表示願意拯救該公司,但救助方案會讓之前的所有者虧光全部投資。美聯儲沒有選擇任其自然的結果,而是干預進來組織救助工作。最終結果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投資人和經理人來說要有利得多,而這群人中“恰好”有美聯儲的前任副主席大衛·馬林斯先生。④正如那時的《金融時報》所言,這是一次美式裙帶資本主義的典型案例。接下來,小布什上台後,共和黨背離了羅納德·里根所推崇的市場導向原則,越來越親近於大企業,例如在2002年對進口鋼鐵徵收關稅來保護本國製造商,給某些企業特殊優待以恢復其利潤水平。那時的民主黨和大企業集團走得更近,他們發起“公私合作模式”,用服務公益作為藉口從政府手裡大肆攫取資金。 發達國家的裙帶資本主義,主要表現為私人資本與政府相結合,政府保護私人資本;私人資本通過議會和政府培養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利用政治游說對政治家的決策施加巨大影響,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比如次貸危機的源頭,美國龐大的房地產金融機構“兩房”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大爆炸。同一時期的美國安然公司,在政界遍撒金錢編織張龐大關係網,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政府的特別“照顧”。許多代表商業和富人利益的組織異常強大,並且因其擁有的各種資源而受到政治家的關注和青睞;而工會的持續性衰落,致使代表窮人和中產階級的那些組織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弱小。總之,各種不同形式的組織及其圍繞政策安排和選舉進行的鬥爭,構建起美國的政治衝突,而美國的政治制度,則有利於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組織及其聯盟推行捍衛自身利益的新政策並重塑市場。社會不平等越來越大,貧富分化也越來越嚴重。美國逐漸從廣泛的平民主義轉向了狹隘的權貴階層。規模龐大、民眾集體參與的、高度透明公開的政治權力遊戲被政治說客們所主導的、透明度低又暗箱操作的權力遊戲取代,而這些政治說客,正是為美國的金融和政治精英們服務的。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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