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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迷局：權錢交易涉黑都只是冰山一角

http://www.CRNTT.com   2014-05-14 12:30:32

對戰袁寶璟 　　1994年，劉漢已經在成都期貨界頗有名氣了。他成為中期公司四川分公司的最大民營客戶——這家公司是隸屬物資系統的著名官辦期貨公司，交易量在西南地區排名第一。他在四川期貨界擁有了常勝的名聲。“成都期貨界原來有‘三劉’，劉漢是其中之一。另外‘兩劉’都有國企背景，資金實力高過劉漢。但後來都敗在他手里，退出了期貨界。”一位知情人對本刊記者說。 　　勝利給劉漢帶來了財富和人氣。劉漢在庭上自辯時說：“當時人們不了解期貨，我從百萬到千萬，再到億萬富翁，就是一夜的事。”因為少有敗績，很多小散戶們也願意跟著他做。期貨對戰很多時候拼資金量，有眾多小散戶的追隨無疑是非常有利的條件。但勝利也帶來前進的阻礙——他不太容易找到合適的對手。 　　期貨是多空對戰，想要贏得多，就需要有相當實力的對手。而與廣州、浙江等更為富裕的地方比，“四川期貨市場的特點是國有企業比較少，小散戶多。當時國營行業就只有物資系統和糧食系統，其他只到成都和省一級，地方上思想比較保守，錢也比較少，很少參與”。這意味著市場集中度高，市場價格更容易操控，但想找到可以大贏一筆的大對手也不容易。隨著逐漸做大，川內市場一度留給劉漢想要的機會並不多。一位知情人告訴本刊記者，劉漢原本不做省外的品種——因為他覺得省外有很多大客戶，他掌握不住對手的深淺，但後來也不得不去上海、海南等地的期貨市場尋找機會。 　　1996年，北京建昊實業集團的董事長袁寶璟來到成都炒高粱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四川是高粱的主要產地，這個品種主要在四川聯合交易所做。因為高粱是區域市場，所以價格波動比較大，容易炒。從實力看，袁寶璟各方面都優於劉漢。他受過高等教育，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後去建行做人事工作，後來下海短暫從事農產品培育，隨即進入資本市場。當他來到四川時，已是身家雄厚的資本玩家。他的代理商是中包期貨（中國包裝總公司），同時還在京銅期貨也開了戶。 　　袁寶璟在這次高粱之戰中選擇了多方——這是通常有資金實力的人選擇的立場。做多需要有錢，做空需要有貨。期貨界有句行話：錢無窮而貨有限，意味著資金大戶確實可以在一定範圍內獲得左右市場的權利。但這種權利不是無限的，如果炒作的價格高到違反了經濟規律，仍然會受到規律的懲罰。當年北方期貨的大股東東海明珠就犯過這樣的錯誤，以一己之力做多單抗衡市場，價格抬得太高，遭遇散戶們聯合做空而失敗。 　　1996年的袁寶璟也犯了同樣傲慢的錯誤。高粱現貨價格1300元，期貨價被炒到1900元。這樣懸殊的價差已經引起了散戶們的注意，不過他們缺乏一個可以帶領他們阻擊大戶的首領。當袁寶璟入川時，劉漢還在海南炒期貨。成都一個老板告訴他，成都高粱的價格被炒得太高，希望劉漢回去成都，出手干預行情。而抓住對手犯錯的機會，從暗處完成阻擊，一向是劉漢的拿手好戲。 　　光從資金量看，袁寶璟占據優勢。“他交易資金1個億，應該有兩三個億可以追加。劉漢也能找到兩三個億的資金，不過他做空，還要去訂貨，就需要多於多方的資金。但袁寶璟把價格炒得過高，劉漢進來後，很多原來做多的散戶也傾向於跟著劉漢做空，價格就給頂住了，上不去下不來。”一位參與此次交易的期貨界人士告訴本刊記者。 　　當對戰進入僵持階段後，袁寶璟派人來談判，劉漢在談判中表現出了咄咄逼人的坦白。“劉漢說：‘第一，你把價格炒得太高，違背了大勢，一定會輸。就算你有錢，我也可以去找援軍。第二，你如果現在退出，已經入局的資金沒有辦法，但後面的部分，我可以奉送一定的點數給你，當作你來玩玩。第三，如果你還堅持抬那麼高，我就組織人去政府門前靜坐，要求政府出手平抑價格。’”這位知情人士告訴本刊記者，劉漢說這些並不只是嚇唬對手，他確實做了這方面的人手準備。1996年政府正致力於平抑物價，劉漢判斷漲幅超過一定限度，政府是有可能出手干預的。 　　知情人士說，劉漢在談判中如此強勢，還因為他在入市前已經做了大量準備。當時期貨公司只公布總的持倉量，但不會公布單個客戶的持倉量。劉漢通過自己在四川期貨界的人脈和一些手段，拿到了交易所大部分席位的倉單，由此推算出了袁寶璟的持倉量。另外還通過銀行方面的關係，查到了袁寶璟可能動用的資金量。 　　在準備最後的對戰時，“我寫了一個報告給劉漢。我原本想在扣除交易費用後，選擇一個價格上限來做。但劉漢說，‘你寫的道理上是這麼回事，但還要更低’。他決定做下限，這樣賺錢更多，但跟多方交手的風險也更大”。一位知情人對本刊記者回憶。面對資金實力強過自己的對手，劉漢敢於做這樣的選擇，是因為他還有兩張底牌：一是漲跌停板的交易規則。這是國家賦予交易所的權利。多空雙方交戰，一方的保證金輸完了爆倉，交易所要負擔連帶責任。1995年327國債事件後，為了控制交易風險，國家給予了交易所漲跌停板的權利。在與袁寶璟的對戰中，四川聯合交易所運用了這個權利，“相當於給了劉漢喘息的機會，給他時間去找資金、找援軍”。 　　另一張底牌是交易席位。多空對戰一般情況下是拼資金，但雙方實力差不多時，最後的輸贏都在交割量上。交易所的席位總量是固定的，每個席位的交割量也是有限制的，如果一方掌握的席位多，對手有再多的資金也進不來。“袁寶璟和劉漢的對戰，最後就是在席位數上。劉漢把一些交易量不大的席位給控制住了。比如一個席位費一年5萬元，他可能花高價給包下來了。袁寶璟找人來開倉，這個席位就是不開倉，不接客戶。正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當時四川聯合交易所100多個席位，20%自營會員都是當地的，劉漢爭取到了他們。”一位知情人對本刊記者說。 　　最後的結果是，袁寶璟損失9000多萬元平倉走人。“這場對戰嚴格檢查應該說沒有違法，但劉漢在規則之內利用主場優勢做了一些手腳是肯定的。他的行為有很多踩在邊界上。”一位曾參與這次對戰的人士對本刊記者說。單從輸贏來講，這個案例並不大，當時全國一年內輸贏1個億以上的對戰有十幾個，但由此牽扯的恩怨命案卻是罕見。袁寶璟手握重金，卻處處受制，輸得頗有怨氣，一年後袁寶璟的手下汪興派人槍擊劉漢。事後不久，袁寶璟與汪興反目，汪興又被殺身亡，袁氏兄弟三人也最終因牽涉汪興命案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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