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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香港文化人不再談論北上？

http://www.CRNTT.com   2013-08-26 08:32:58

從小說的創作方面來講，香港比較多的題材集中在《我城》《失城》《傷城》《孤城》之類的“城”小說；電影也是，《玻璃之城》《浮城》等都是以城市為主體進行情景打造。簡而言之，這是一座只有城籍而無國籍的地方，內地那種色彩斑斕、波瀾壯闊的歷史類或鄉土類作品都難以在香港得到複制。這種解釋自然是值得進一步商榷的，譬如西西的《我城》就通過細描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歷史細節，而孕育出了今日香港的本土意識。不過香港空間的局促感，確實也給香港的文學創作帶來了一些問題。 　　香港人太忙了，非常講究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每日在城市的石屎森林里為搵三餐而奔忙，回到家之後，幾百呎的房間里又沒有多餘的地方再去放閑書和雜書。在讀者的角色上，他們是不合格的，他們的口味也決定了作者必然要將題材更多的偏向於一次性速食作品和娛樂消費類作品。 　　二是指商業的阻力太過於強大，市場只關心單一的經濟類話題。對香港來說，文學是一個誰比較出名的問題，文學館的興建也是一個是否可以匹配香港國際化大都會地位的問題。文字寫得是否有深意並不重要，只要能多多賣書就可以了。而從文化政策的角度來看，香港不設文化局，所有和文化相關聯的事務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在政府層面上，文化等同於活動，文化政策等同於邀請國際一流的表演者、藝術家來港舉辦各種演藝活動，從而擴大香港國際性的口碑。 　　在這種情況下，本土文學少有人問津，只能處於邊緣的地帶，文化人發不出聲音，或者發出聲音卻難以獲得支持，市場不理會，政府也不理會，只能在民間進行內部的自我消化。香港文學創作的困境，套用本土小說家韓麗珠在其代表作《輸水管森林》的暗喻，就是“天色已經黑透，我仍然走不出巷子，如被困在迷宮般沒有希望”。 　　這一段文化人的北上潮，和香港人經年累計的城市疏離感有著深厚的淵源。雖然西西寫了“我城”，但其實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香港都被人們看成“他城”，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本土學者呂大樂曾將此形容為“淺薄的本土意識”，意指在前途未明的殖民地歲月里，抱有“過客心態”的香港人不願作多於五年的投資，只是將其看作栖息的暫居之地，準備著大難臨頭各自飛。 　　到了回歸之前的整個80年代到90年代，香港人對未蔔的前途感到恐懼和擔心，九七就是“大限”，香港就是一座《玻璃之城》（雖然張婉婷導演的這部電影講述的是黎明和舒淇的愛情故事）：玻璃從外觀上看是繁榮和璀璨的世界，但是當飓風襲來的時候，卻很容易破碎，那些繁榮在一瞬間就會煙消雲散，再也無法複原。這反映出當時香港人普遍的焦慮、迷茫、不知前途的心態。在這樣的心態之下，香港人紛紛選擇移民，前往加拿大、英國、澳洲等發達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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