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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辨析：汪精衛是曲線救國嗎？

http://www.CRNTT.com   2013-01-12 11:22:28

汪精衛與東條英機 　　中評社北京1月12日訊／汪精衛是近代史上充滿爭議的人物；關於其投日另組汪偽政權，當其在世之時，就已有種種意見；在其死後，所謂“曲線救國論”，也一直很有市場… 　　汪精衛當年，究竟是不是在搞“曲線救國”？騰訊歷史日前登載專題文章《汪精衛投日算不算“曲線救國”》： “和談”動機或可理解，“投日”選擇絕不明智 　　汪精衛早年“引刀成一快”，暮年卻做了漢奸。究其內在動機，當事人及學術界多有抱以同情者，或曰汪氏投敵“有其高尚和愛國的一面”（美國史學家約翰.亨利.博伊爾），或曰“他絕不是一個甘心賣國的人”（金雄白）。此事究竟該如何評價？ 　　沒必要過分苛責汪氏對抗戰前景的悲觀態度 　　汪精衛投日，與其對抗戰前景的悲觀有莫大的關係。1932年1月，日軍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件，汪氏就說過，政府必須“盡可能範圍內，極力忍耐，極力讓步，表示我們無意開釁”，因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備。”這種悲觀，貫穿了汪氏的餘生。1937年7月29日晚，汪氏在南京發表題為《最後關頭》的廣播講話。講話的主旨，是動員民眾起來抗戰；但講話的內容，卻集中於“犧牲”二字，汪氏說：“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的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里……”——不難看出，悲壯之中有濃厚的悲觀情緒。基於這樣一種認知，自該年8月起，汪氏連續致函蔣介石，主張對日和談。據楊天石統計，截至12月南京淪陷，“在此前後，汪精衛勸說蔣介石與日本言和，共達十多次。” 　　但沒有必要過分苛責汪氏的這種悲觀。“抗戰必然亡國”這種認知，在當時並非汪氏所獨有，相反，是許多人的“共識”。政界中人如孔祥熙、何應欽等自不必論，學界中人，陳寅恪、胡適也有相似的認知。據《吳宓日記》1937年7月14日記載：“晚飯後，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雲雲。”7月21日又記：“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而胡適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之前，也曾是堅定的“主和論”者。其餘如青年黨黨魁左舜生、國社黨黨魁張君勱、《大公報》主持者張季鸞，在南京失陷前後，也都曾向蔣介石“進言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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