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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貞昌所以“不急”,是因为馬政府“太爛”? |
中評社北京11月30日訊/澳門新華澳報今天登載富權的評論文章《蘇貞昌為何對調整兩岸政策“戒急用忍”?》指出,蘇貞昌雖然已經恢復了“中國事務部”,還設立了“中國事務委員會”,但這些均只不過是在黨內壓力之下的權宜之計,他還是認為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不急”,因而仍是採取了“戒急用忍”的策略。文章並分析了蘇貞昌所以“不急”的幾方面原因。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把一張成立黨的最高位階兩岸事務決策機構的“好牌”打壞,其實是他在剛接任民進黨主席之後,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恢復“中國事務部”,及設立最高位階段兩岸事務決策機構“中國事務委員會”持抱“不急”態度的延續。也就是說,此前曾經公開說“不急”的蘇貞昌,其“不急”是反映在他遲遲未有執行前主席蔡英文在“總統”敗選”檢討報告中提出的必須調整黨的兩岸政策,因而也就拖延恢復“中國事務部”及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等“不作為”表現方面;而在另一位前主席謝長廷登陸進行“開展之旅”,黨內要求建立“民共平台”的呼聲日趨高漲,而中共“十八大”報告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了更為寬鬆及合情合理的政策,對民進黨中央造成了一定的壓力,迫使蘇貞昌不得不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應對黨內“交流派”的訴求之後,卻還是從各方面因素綜合考量,仍是對實質性的調整黨的兩岸政策持抱“不急”的態度,並以從名稱到定位、職能任務、工作方式等,均是堅持“一邊一國論”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來作為實施“不急”策略的“擋火牆”。因此可以預料,在短中期內,至少是在二零一四年“七合一”選舉之前,“中國事務委員會”仍將只是一個“擺設”,其成立只是為了應對黨內“交流派”的壓力而已,蘇貞昌並不打算讓其真正發揮作用,他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的態度,仍是“戒急用忍”。倘此判析成立,也就可以解釋,蘇貞昌為何要故意將一張“好牌”給打壞了。
蘇貞昌此前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之所以“不急”,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其一,蘇貞昌剛當選並出任黨主席時的戰略意圖,是“和陸必先安內”,進行交流不急。實際上,蘇貞昌的主席之路並不坦順,是在衝破“四打一”的圍剿才到達的,其得票率剛剛過半,還有接近一半的黨員並不支持他。因此,他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必須鞏固權力,盡可能爭取和團結大多數黨員,而不宜分散精力,去處理當時並不急迫的兩岸關係問題。他的一句“要做桶箍”,就充分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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