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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

http://www.CRNTT.com   2012-09-03 09:04:46

《財經》：既然中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於不受約束的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經濟資源的支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強化政府和官員的“專政”權力與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的辦法來扼制腐敗和縮小貧富差別，顯然只能適得其反。 　　所以，這些舊路線和舊體制支持者雖然也與大眾一起聲討腐敗等醜惡現象，但是他們找錯了病根，也開錯了“藥方”。可是，借助於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煽動，他們的觀點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吳敬璉：這是最值得人們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發展，中國社會就有可能走向一個極端，中斷現代化的進程，陷入新的混亂狀態。從人類在20世紀進行的將近100年改造社會的歷史大試驗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賢顧准所說，不管立意多麼真誠美好，沿著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決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而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後又回到了原處。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一直在“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的歷史怪圈裡輪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確切地說，給我們帶來了顧准所說的“1789-1870-1917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周期律”將不再重複。但是事與願違，革命取得勝利18年後，中國又捲入“文化大革命”的內亂中。用顧准的話說，“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 　　為什麼激進的革命道路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卻轉化成了雅各賓式的或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顧准的回答是：這一潮流的領導者設定了建立地上天國的終極目標，自認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專制獨裁、恐怖殺戮等來實現這一目標。 　　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中國改革雖然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於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於社會背景和價值觀上的差異，往往對於這些矛盾的由來做出不同的解讀，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凸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於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係民族命運的大問題。 　　《財經》：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因為目前改革遲滯，所以這種悲觀論調很有市場。 　　吳敬璉：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回，是傳統社會結構的產物。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展趨向成為可能。新中等階層成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目前，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等階層，正在中國迅速壯大。假以時日，隨著新中等階層的發展壯大，我們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謂中國歷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設現代中國的道路。 　　《財經》：但令人擔憂的是，在不同思想觀點的碰撞和交鋒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靜切磋往往被反擊謾罵乃至造謠污蔑所排除，在習慣於用語言暴力取勝的情況下，各種不同訴求都有趨於極端化的勢頭。 　　吳敬璉：正如波蘭改革派經濟學家科爾奈所言，自由而切實的討論，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如果目前各種社會思潮能夠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爭論，對於推動中國實行平穩的社會轉型，將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不同訴求都趨於極端化的情況呢？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於在中國社會中積累起許多社會矛盾。中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於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可是近年來靠的是政府和國有企業“控制力”的加強，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如果不能靠穩健有序的改革主動消弭產生這些矛盾的根源，各種極端的解決方案就會贏得愈來愈多人的支持。 　　所以，中國克服社會弊病、避免歷史悲劇的正道，在於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這就是說，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擾，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的基礎，並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法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因為近年來中國改革處於停滯狀態，所以當務之急是重啟改革議程，切實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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