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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騰飛錯在何處?

http://www.CRNTT.com   2010-05-21 10:19:39  


 
二、“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

  傳媒為袁著設計的廣告詞很奪人眼球:“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拜讀下來,略加歸納,他把歷史說成相聲的手段主要有兩招。

  第一招,輕薄的嘲諷與低級的謾罵。比如,說管仲“這個家夥從小品德不太好”(頁22),卻舉不出過硬的事例。譏刺武則天是“唐高宗娘兼老婆”(頁125),純然一種輕佻的口吻。至於說完顔阿骨打是“天生打架王”(頁170),則抹殺了女真族反抗契丹貴族壓迫的正當性。罵李自成為“造反專業戶”(頁210),更是無視農民逼上梁山的客觀史實。

  這些還算客氣的,再進一步就是失去理性的謾罵。袁著大罵明朝,是“那些王八蛋皇帝,流氓建立的朝代”(頁101),“明朝因為是賊王八建立的王朝”(頁202)。至於朱元璋,“你看那厮長得那模樣,哪有一點帝王福相啊。……這家夥是賊王八出身嘛,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寒酸的皇帝。這種王八蛋一當政,必然是採用暴政。”(頁196)他還說,“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那洪秀全就甭提了,那家夥,把他比成什麼都不算是對那東西的侮辱。”(頁199)講述歷史,對前代與古人表達褒貶,勢所難免。但這種價值判斷,除了史料依據,還必須建立在理性分析之上,而不僅僅是情緒性的宣洩。

  不僅如此,袁著先罵明武宗“整一個傻叉”(頁207),再罵嘉靖帝與萬歷帝“又兩個傻叉”(頁208),最後罵明熹宗以下“全都是傻叉”(頁209)。尋思半天,才恍然大悟,所謂“傻叉”,即是“傻Χ”,即國罵後省略的那個臟字,連這種不堪入耳的字在講課與教材中都一再使用,確實無愧史上最牛。但歷史學是合乎邏輯的思考,充滿理性的產物,即便你有歷史的激情,也絕對不能潑婦罵街。

  第二招,誇誕的比擬與無聊的搞笑。在普及歷史的過程中,確有必要進行通俗化的嘗試與趣味化的探索。然而,袁著卻為了追求趣味而喪失了品味,為了強調通俗而自甘於惡俗。他為了說明華夏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誇張地說,“孔子說的都可能是閩南話。”(頁54)為了強調朱元璋出身寒酸,著者說:“劉邦在前朝好歹還是街道居委會治保主任,還是奧運志願者,領一幫老太太還能幹這個幹那個呢。”(頁196)而班超出使鄯善國,享受的是“五星級賓館,美女服務員”(頁56)。也許覺得這樣趣味化還不過癮,袁著就說皇帝“到三世這幫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整天與閹竪為伍,你想想除了‘下面沒有了’的笑話還能了解什麼東西”(頁40)。除了“下面”,他在通俗化、趣味化上看來也沒有其他的高招。

  為了追求噱頭與出新,袁著對歷史的比擬,往往不倫不類。他把宋代崇文抑武政策說成是“黨指揮槍,要文鬥不要武鬥”(頁150),借喻的內容與比喻的對象之間缺少共通點。這種插科打諢式的比喻,袁著俯拾皆是。例如,他把宋朝在當時中華文化圈內的主導性影響說成是“以文化擴張”(頁167),在表述上既不嚴謹,也不科學。

  這種喻指失當,除了讓了解歷史真相的人啼笑皆非,還常常讓對歷史真相並不了解的人對他的借喻究竟確有其事,還只是一種譬喻而琢磨不定,真假難分。例如,袁著說清代圖裡琛“走遍了每一戶蒙古牧民的帳篷,宣講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頁238),你因為知道那時還沒有“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尚能判斷這只是比喻。但是,當他說秦律的“特點就是輕罪重刑。你隨地吐痰,吊起來打”(頁41),你若沒有研讀過秦律,就無法斷定“隨地吐痰,吊起來打”,究竟是秦律的條文規定,還是他的設譬比喻。惟其如此,這種不恰當地以今喻古,有些表述又會造成新錯。比如,袁著說秦朝以十月為歲首,“所以9月末是除夕,春節是10月1日,應該過國慶,它過元旦”(頁61),說秦朝春節是十月一日不錯,但它與現在的國慶節卻是兩回事,因為兩者有著中西歷的差異。

  借古諷今是袁著講課時的最愛,且不說這種做法是否妥當,關鍵在於他運用這一方式一味哄堂大笑的效果。比如他模擬李斯討論郡縣制時的辯辭:“你惡毒攻擊郡縣制度,你不跟中央保持一致,你不反革命嗎?”(頁43)至於他說,明初的胡惟庸案,“這是朱元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借口大將軍藍玉謀反,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頁198),其初衷也許旨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但這種不倫不類的借喻,只會把人們對十年浩劫的痛切反思化解為一種淺薄的搞笑。

  袁著曾說:“評書講的那個東西,距離歷史的真相其實很遠,……我小時候聽,現在不聽了,一聽就笑,太搞笑了。”(頁192)然而,讀完《玩意兒》,你得到的就是這種感覺,也難怪廣告說他“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不過,這一包裝似乎應該換個詞序,改成“相聲說得比歷史還好”才更名副其實。

三、歷史“又顛倒過來了”

  作為百家講壇的當紅主講,雖有報道說袁著《兩宋風雲》(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版)錯誤成堆,還涉嫌抄襲,我倒很贊同他在該書後記裡引用戴維.麥克卡羅的話:“歷史告訴我們來自何處,將去向何方。”歷史是什麼?後人通過歷史應該獲取哪些教益?這是每一個著史者或講史者必須認真思考與嚴肅對待的問題,也是歷史學的社會價值所在。那麼,作為一本講史教材,袁著試圖傳達一種怎樣的史學觀念呢?

  其一,混亂虛無的歷史觀。袁著的史識既相當混亂,又極端虛無。他先在自序裡說,“我們自己寫的歷史書把明清時期寫得一塌糊塗”,發問“為什麼我們自己這麼妄自菲薄?”其後在講課時卻說,“明朝是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頁196)教人不知道該采納其序言裡的說法,還是相信他講課時的論點。不過,你若同意他對明朝的結論,也會躊躇犯難,他上一節課剛說過“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頁186)。兩個都是“最”,自己打起了自己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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