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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國:余英時的“幫派”與“典範”

http://www.CRNTT.com   2022-03-27 00:04:18  


 
  2021年八月一日余院士辭世之後,曾經替他出版過十五本著作的聯經出版公司,又邀集史學界、知識界、出版界人士,為他出版了四本紀念及訪談文集。由此可見,余英時人脈之廣,影響之深。可是,同樣在這半年之內,張友驊出版《余英時寧為黑名單,不幹間諜臥底》,敘說他跟國民黨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盧建榮也出版了《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五十年》和《雙標余英時:浮華教主與徒眾》,批評他為人處世的雙重標準,是台灣最大的“學閥”。

  張友驊是台灣著名的媒體名嘴,盧建榮是美國西雅圖大學歷史學博士,曾經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過。他們書中所談余氏跟國民政府與美國情治機構“檯面下”的關係,並非我所關心,我也沒有能力予以深究。然而,對於余英時的“雙標”和學術問題,卻不能輕輕放過。

  在〈辛丑元年祭〉一文中,龔忠武(2019)提到:早年他到哈佛求學,認識余英時,兩人經常討論《中庸》上的核心概念:“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余英時擔任他博士資格考的口試委員,並曾經以此相詰。顯然余氏十分重視何謂儒家的“君子”。我們不能不嚴肅思考的是:不論從“尊德性”或“道問學”的角度來看,一個“雙標”的學者,算得上是一個“君子”嗎?

  余氏號稱“史學泰斗”,他辭世後,大陸學術界一些人稱讚他是“中國學術第一人”。由此可見,正是因為余氏著作對於中國學術影響深遠,我們不能不深究的是:在“哈佛幫”的政經體制之下,他跟他的幫派到底想要建立什麼樣的學術“典範”?

  我經常跟學生們講:一篇學術論文一旦出版,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學術是可為“公評”之事,任何人都可能從不同的立場予以評論。尤其是像余英時這樣的“史學泰斗”,我們更應當用最嚴厲的尺度,仔細予以檢驗。因此,在後續的一系列論文裡,我將先批判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然後以我自身的體驗,進一步批判哈佛大學英克勒斯的“現代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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