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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民族復興與多重治理考驗

http://www.CRNTT.com   2020-03-28 00:02:58

中美貿易戰根源於中國政經體制的自主性與發展優勢對“美式天下”的刺激挑戰，也根源於“美式天下”固有的對非西方文明的嚴格敵意。西方文明並非對非西方文明完全無法容納，在歷史長河中也曾多有互動吸收，衹是西方文明的政治代表無法容忍非西方文明的政治復興與權力表達。西方可以接受中國文明作為可愛的“博物館文明”或民間人類學意義上的“風俗文明”，但無法接受中國文明作為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政治性文明。在“美式天下”的規範視野中，中國是沒有文明地位的，即便因其體量而不得不獲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也衹能是符合美國定義的所謂“負責任的大國”，其責任內涵與承擔方式由美國來分配、監督甚至問責制裁。是中國的自主發展與美國的規訓失敗，造成了中美貿易戰及“新冷戰”的發生，這是不可逆的歷史進程，第一階段貿易協定衹是這一進程的一個初期節點。 　　且不論美國在香港反修例與台灣大選中的直接干預，美國在近期武漢新冠肺炎危機中的表現亦可折射“新冷戰”的戰略寒光：美國的道義援助與合作機制啟動遲緩；美國產生了種族主義的反華小高潮，典型如《華爾街日報》2月3日的“亞洲病夫論”；美國政客乘機進行中美“脫鉤”的鷹派操作和輿論引導，損害中美關係及中國利益；美國不適當宣佈對中國的航運禁令並帶動其他國家“封鎖”中國；美國在台灣問題、華為問題上乘人之危，持續擾亂中國，妨礙疫情防控。這表明，疫情中的中國儘管獲得了世界越來越多的同情、理解、支持與合作，但美國對華戰略的“冷戰”動作卻頻頻展現，根本上還是“美式天下”缺乏道德上的自我反思能力，缺乏與中國及中國文明和平相處的意願，而將中國戰略性鎖定為“蘇聯第二”。 　　當然，美國也是多元的，始終存在戰略實用派和戰略鷹派的區分，前者傾向於和中國發展經貿關係，從中獲得超額利益，後者則無視經貿利益而徑取遏制甚至顛覆中國的冷戰利益。特朗普主義介乎二者之間，是美國實用主義與鷹派冷戰主義的某種奇特結合。美國民主黨的彈劾失敗與特朗普對華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的達成，基本上奠定了特朗普連任的政治基礎。然而特朗普畢竟是“美式天下”秩序內的美國總統，是美國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代表，他對“冷戰”不熱衷但也不排斥，力求在貿易利益和冷戰利益之間求得動態平衡，爭取政治連任及美國再次復興的歷史定位。因此，儘管中美貿易戰一度有“泰山壓頂”之勢，但“美式天下”本身的結構彈性、美國與其盟友利益的差異性以及中國立足政治團結和經貿開放的辯證策略，在較長時段內仍可大致維持與美國的戰略和局，為民族復興爭取儘可能延長的時空餘地。 　　二、香港台灣化與“一國兩制”挑戰 　　“一國兩制”是中國走向世界的制度橋樑，但這是一座雙向通行的橋樑，而不是單向設定的方向標。從中國自身的現代化與國家建構進程來看，“一國兩制”具有國家統一和經濟現代化的雙重價值，其中是否隱含著制度現代化的期待和目標呢？是有的，但不是所謂的“內地台灣化”或“內地香港化”，而是內地與港澳台在“一國”的文化與政治前提下共同致力於民族復興及制度現代化。因而，“一國兩制”是中國長期現代化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民族復興事業的杠杆和動力。這一邏輯隱伏於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的治國方略之中，彰顯於鄧小平具體規劃和推進的國家統一事業之中，在港澳先期收穫，在台灣凝聚成“九二共識”並持續推進和平發展與漸進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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