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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真刀真槍”地把重點改革推進下去

http://www.CRNTT.com   2016-07-19 07:13:01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 　　中評社北京7月19日電／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後一段時期貫穿著整個經濟工作的主線。既然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經驗表明，完成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目標應該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和機制，我們面對的問題就在於，能夠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尚未完全建立。 　　“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尚未完全建立 　　北京日報發表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文章稱，我們在上個世紀末期宣布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還存在許多缺陷。一個真正能夠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還沒有完全建立。 　　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努力地全面推進深化改革，盡快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礎建立起來，這個制度基礎就是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和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都提到的“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提出了要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的要求。 　　人們常常以為所謂“結構性改革”這個提法是中國的特殊提法，其實並不是這樣的。這是一個長時期以來在市場經濟國家通用的說法。我查了一些文獻，當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已經建立起來以後，可能其中的某些制度架構仍然存在問題，所以它就需要對這些不夠完善的、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構進行改革，這種改革就叫“結構性改革”。 　　在2004年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提出了一些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當時的IMF研究中心主任拉詹寫了一篇文章來解釋他們所建議的結構性改革是什麼，題目叫做“結構性改革為什麼那麼難”。其中說，結構性改革取得的成果、帶來的益處是長時期的，但是從短期來說，有一部分人會受損，所以就很難被所有人接受。我們要說的不是這方面的問題，而是他對什麼是結構性改革所做的解釋，這個解釋跟我們現在的情況有很相似的地方。當時有人認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問題是來自需求側。拉詹表示不同意這種判斷。他指出：“許多經濟問題是由市場運行中的問題造成的，而不是因為資源短缺或者需求不足。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眼中，此時顯然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即改變左右市場行為的制度架構和監管架構。” 　　明確一點，我們說的“結構性改革”，改的是體制結構，通過體制結構的改革，把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起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來實現結構的優化。 　　六個方面的改革需要抓緊推進 　　文章認為，當前，為了實現結構的優化，為了要改變經濟增速下行而效率又沒有能夠提高的被動狀態，我們需要抓緊進行六個方面的改革。 　　一，制定和執行市場准入的負面清單。其實我們在21世紀初期就進行過一輪簡政放權，到了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簡政放權採取了世界通行的做法——制定負面清單，而不是一項一項地去增加正面清單的項目。政府也布置了兩個清單，一個是市場進入的負面清單，一個是政府授權的正面清單。看起來政府授權的正面清單可能有困難，但負面清單是市場經濟的一項基本制度，不但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還牽扯到對外經濟關係，比如中美投資協定的談判也需要制定負面清單。所以這項工作應該更加抓緊進行。 　　二，金融改革。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這兩項上，前一時期進行得比較順利，甚至超出了原來的預期。但僅有這兩項重要的價格改革還不能保證整個金融體系的改革成功。比如說金融市場的監管體系，比如說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都需要其它方面的配合。而金融市場的不完善，在當前杠杆率這麼高的情況之下，民間的投資意願低落，而人們在資產負債表出現某種衰退的情況之下，不願意把資金放到流動性比較低的領域，不願意放到實體經濟中去，這種情況之下金融的加快改革有更重要的意義。 　　三，國有經濟改革。國有經濟的比重雖然沒有絕對優勢，但它掌握了全社會最重要的資源，而且它所處的行業往往是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居高臨下地位。所以，如果它們的效率不能有所提高，就會拖住整個國民經濟的後腿。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國有經濟的改革有一個重大突破，就是要把對國有企業的管理由直接管企業(即“管人、管事、管資產”)轉變為管資本。這一決定十分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國有控股公司和參股公司中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也才能實現各類企業之間的平等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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