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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產能應避免“和面困境”

http://www.CRNTT.com   2016-04-09 08:36:18

中評社北京4月9日電／去產能是中國當前經濟結構轉型中的一項重要任務。應該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去產能，避免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和面困境”。 　　產能過剩的根源在於市場的行政化 　　第一智庫刊登神華研究院戰略研究人員畢競悅文章表示，中國雖然已經基本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但是在經濟運行中，行政化的思維依然很嚴重。以煤炭行業為例，中國從1996年起制定專門的針對煤炭產業的發展規劃，與國家的發展規劃一樣，也是五年左右制定一次。從煤炭“九五”規劃到煤炭“十二五”規劃，對煤炭產業的基本定位是：保障中國能源供應安全，保證國民經濟和社會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從2004年起，每年年底國家發改委都要發布關於下一年煤炭產運需銜接的指導意見。在歷年的意見中，雖然也提到要發揮市場作用、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但總體基調是強調要為整體的國民經濟服務，保證能源供應，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體現出了一種“服務大局”的傾向。 　　統計1984年-2014年三十年間中央層面所有的涉煤法律政策，其中包含有“國民經濟”內容的條目達到了122條，除去像金融、環保、標準等較為專業化的內容，這類內容所占比例相當之高。一些具體的煤炭政策本身就是為了特定的政治任務而出台的，比如2008年的涉煤宏觀調控政策較多，主要是當時發生了一些大型災害事故，並且當年有奧運會召開，保障能源供應被提上重要議事日程。2005年和2006年“黃金周”期間，國家安監局專門發布了關於“黃金周”期間加強安全生產的通知，而當時“黃金周”是中國的一個熱點事件。 　　總之，通過這些涉煤政策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具有了較為繁榮的煤炭市場，但是煤炭產業總體上還具有較強的政治依附性，還未形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市場領域，政府主要把煤炭產業視作“保增長”的重要陣地。 　　在這種行政化思維的主導下，企業也難免“好大喜功”。中國的地方政府有追求經濟績效的衝動，因為經濟績效既代表政績，也能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個別領導還有個人利益可圖。受行政化績效思維的影響，企業也往往圖大，把實現“產量翻番”“建成千萬噸級煤礦”等作為目標。有的企業甚至還超批覆生產能力進行生產。私營企業還會多考慮些市場需求，但在國有企業，集團總部往往會對下級生產企業提出產量增長的要求，如果不能完成既定目標，下級企業領導和員工的收入都會受到影響。這樣一來，煤炭產量很難根據市場形勢做出有效的調整。 　　同時，攤子過大導致轉型成本過高。在追求產量思維的影響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煤礦的年生產能力增長迅速，到2013年10月已建成53處千萬噸級煤礦，這個數字甚至令一些國際大能源企業難以望其項背。比如著名的力拓公司，其2013年在全球的煤炭產量只有兩千多萬噸，在煤炭資源豐富的澳大利亞，力拓煤礦的年生產能力也就是幾百萬噸，完全無法和中國的大型煤炭企業媲美。煤礦的設計、建設等都受生產能力影響，由於設計生產能力過大，導致建設成本過高，這些大煤礦的轉型成本將會非常高。 　　大型國有集團竟成煤炭行業接盤俠 　　文章稱，其實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一直都在進行。同樣以煤炭行業為例，早在1990年代就開始了行業內部的重組和改制，主要體現為原來的礦務局轉變為煤炭公司或煤炭集團，煤炭行業市場化，允許不同所有制主體進入煤炭領域。在這個過程當中，一些大型國有煤炭集團部分地承擔了地方礦務局的人員安置責任，這也是造成大型國有煤炭集團冗員過多的一個根源。 　　隨著中國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煤炭行業也迎來了繁榮，大量小型私人煤炭公司興起，最多時，中國有多達2萬多家煤炭企業。資源行業的充分競爭不利於規模經濟和環境保護，在中國煤炭行業市場化的過程中，存在著浪費國家煤炭資源、私人煤礦主謀取暴利、礦井安全事故頻發、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在2010年前後開始淘汰煤炭落後產能，關閉小煤窑，提高煤礦開採准入標準。經過這輪調整，2012年，全國規模以上煤炭企業數量降到6200家。與之同時，一些大型國有煤炭集團又承擔了人員的安置責任。一些大型國有煤炭集團當時收購了不少的小型煤炭企業，當時正是煤價的高點，可以說這些大型國有煤炭集團被套在了高點，而那些小煤礦由於規模效益差，現在基本上不具備開採價值。其實隨著市場的周期，那些小型煤炭企業自身也會消亡、轉行，讓他們在市場中被自然淘汰顯然更好，但是大型國有煤炭集團卻成了他們的接盤俠。 　　總量控制不可取容易陷入“和面困境” 　　文章指出，總量控制是去產能行動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總量控制的做法往往難以如願。總量控制是首先由中央提出總量目標，然後向地方層層分解，是一種由上而下的運作方式。 　　但是在市場活動中，最了解供需狀況的是處於一線的生產商、供應商和消費者。菜農、菜商和家庭主婦比經濟學家、政府官員更了解菜市場，他們會根據市場情況調整供需和價格。一線市場主體的信息會反饋到基層官員那裡，基層官員的信息會逐級反饋到中央官員那樣，每一個環節都會增加信息的失真和滯後。中央政府根據這些失真和滯後的信息制定政策，再層層下發，最終這些經濟政策的效果可想而知。 　　總量控制目標很可能是根據已經過時的信息制定的。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當我們剛剛完成了去產能目標，可能又會出現產能短缺。於是，產能過剩時忙著去產能，產能短缺時忙著強刺激，這就陷入了“和面困境”。 　　去產能不能用力過猛。實際上，中國的產能只是相對過剩。以去產能的重點——鋼鐵行業為例，中國目前人均鋼鐵存量不到5噸，而一個國家要完成工業化，人均鋼鐵存量在8-10噸。（數據來自“中國產業信息網”）在未來，鋼鐵行業仍有發展的空間。 　　一般而言，總量控制較適合於具有外部性的領域，比如污染物排放、碳排放等。而對於企業產量進行行政控制則難以起到預期效果。自2012年起，中國就從政策層面不斷提出煤炭總量控制的要求。在淘汰落後產能方面，2012年全國關閉小煤礦628處，技改提升小煤礦662處，兼並重組小煤礦388處，淘汰落後產能9780萬噸。然而這些舉措都未能緩解煤炭行業的困境。 　　應當以發展的眼光看待當前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區分哪些產能是暫時過剩而未來需要的，哪些產能是落後而應淘汰的。政府應當多做研究、少定目標，一旦具體的數字目標實現不了，反而會削弱政府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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