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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繼武：剖析極端暴力的政治心理之維

http://www.CRNTT.com   2015-03-31 12:54:16

上述看法看起來似乎有點反直覺，即，恐怖之事的行為者居然不恐怖。但是，這種看法確實也得到了相關的事實的證實，比如上文所述的艾希曼。審判艾希曼時，是進行電視轉播的，讓阿倫特自己感到意外的恰恰是，站在法庭上的艾希曼就是一個鄰家的普通市民，而不是我們傳統上所聯想到的喪心病狂之徒。恐怖主義者也是如此，我們往往認為恐怖分子是一些精神病態者，他們出身寒微，遭受挫折，心理扭曲。但是，通過大量的恐怖分子的集中分析，政治心理學者又發現，很大一部分恐怖分子並非是如此，他們或許出身於中東的富豪之家，在歐美接受的教育，非常熟悉歐美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而且他們可能平時過著與正常人無異的生活。當然，根據最新的研究，已經有很多證據和著述，質疑阿倫特的“平庸的惡”。二零一四年德國學者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出版了《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一書。根據閱讀一九六一年被審判之前艾希曼的回憶錄和文件，她發現艾希曼其實不是一個阿倫特所言的“不會思考的人”，而是一個極度理性、獻身於納粹事業的納粹黨人。很明顯，阿倫特是被電視上的艾希曼欺騙了。實際上，這進一步加強了極端政治心理的理性特征。 　　早期理解極端勢力和分子的理論，試圖從行為者本身的屬性入手，去理解這些人為何具有那樣的特質。“二戰”結束後，對於歐洲土地上為何法西斯如此盛行，政治心理學家開始思索德國人的家庭教育及其特殊的人格。在開創性的《威權主義人格》一書中，一些學者試圖通過心理測量的方式，得出德國人天生就具有一種順從權威的人格特質，而且是在家庭教育中形成的。但這種偏向於國民性研究的權威主義人格，遭受到了大量的批評。而且，“二戰”期間，心理學家弗羅姆在《逃避自由》名著中精彩地指出：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興起，是由於現代人的自由過剩所致，即物質文明的提高，以及宗教革命將人們從神的天命下解放出來，但是人在面對自由選擇時，往往陷入自由過剩以及焦慮之中，所以希特勒的產生正是順應了這種歷史心理。這種精神分析學說，往往經受不起科學的考證以及證偽。因為精神分析學說對於極端勢力的解讀，其基本假定往往就是基於人的潛意識中的暴力衝動，這種潛意識起因可以是性欲，也可以是死亡本能等。將人的破壞性歸結於人的內在潛意識，認為病態的性情和特質導致了極端的政治行為，這與我們上文所述的相反，既遭到了理論層面無法證偽的挑戰，同時也是與諸多事實不一致的。因而，論及各種極端政治勢力及其分子，我們需要規避慣常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即這些人的人格是怪異的，心理是歪曲的，情緒是變態的等等。 　　僅是宗教嗎? 　　傳統上，極端勢力往往容易跟各種宗教原教旨主義聯繫起來。比如，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襲擊，是伊斯蘭世界對於西方文明的仇恨體現，“基地”組織及其精神領袖拉登成為這種宗教與文明之間衝突的象徵符號。這也導致十餘年前，美國“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時，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又甚囂塵上，儘管他本人對此予以否認。事實上，極端政治勢力與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一般來說，宗教成為各種極端政治勢力背後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一。放眼全球，伊斯蘭世界與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間的情感對決，成為歐美國際恐怖主義發生的重要背景。而在其國內社會，愛爾蘭共和軍、加拿大魁北克以及俄羅斯車臣等分離勢力，更多是族群衝突的體現。在此意義上，族群之間的分離與獨立要求，成為一種類似於宗教式的強烈訴求。透過這些紛繁複雜的政治暴力及其訴求，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極端勢力的政治目標，並不在於宗教的獨立或自主，而是為了達到政治性的目的，這些目的包括相關領土的獨立和族群的自決，影響各國國內政治，形成各種政治交換或交易。但是，極端政治勢力的目標導向，並不會導致手段和措施的可協調性，也就是說，他們更多的目的在於通過製造恐怖活動，造成更大的社會恐懼，以此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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