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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深：試論深化兩岸政治互信的社會基礎

http://www.CRNTT.com   2014-12-16 00:37:41

深化兩岸政治互信的路徑選擇 　　目前兩岸關係的大環境是比較好的，雙方都沒有採取激進方式解決分歧的傾向，雙方主流社會都有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的底線意識，雙方都已體認到合作比對抗更有利，而且都有求同存異的精神，雙方都意識到可以互相給予對方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空間以實現互利共贏的目標。因此筆者認為，兩岸政治互信的深化是可以預期的。除了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空間問題外，還需要開拓視野，增加新的可能路徑。兩岸政治互信的深化是一項非常複雜的政治磨合工程，雙方既要建立起足夠的自信，又要有足夠的理性。基於這樣的認識，深化兩岸政治互信的路徑就不是“自古華山一條路”，而是有可能多軌並進。我們既推動精英互信，也可以同時推動青年人互信；既可以推動公權力部門的直接對話，也可以同時推動民間社會的融合共生。我們既可以嘗試從高階政治議題的對話，也可以從低階的共同事務合作治理入手，培植兩岸政治互信的社會基礎。 　　並不諱言，過去我們曾經更多地寄希望兩岸公權力部門間建立政治互信，如領導人之間、國共兩黨之間、兩岸兩會之間、兩岸事務主管部門之間等，這一路徑有其合理性和特殊重要性。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最近在三藩市表示國共兩黨、兩岸雙方加強了政治互信，雙方鞏固了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國民黨多次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作出積極表態，台灣當局也多次重申“兩岸不是國際關係”，對內對外都不會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台灣獨立”。張志軍認為，雙方“聯繫溝通機制的建立，對兩岸雙方加強溝通，增進瞭解和互信，妥善處理和解決兩岸交往中遇到的突出問題，共同推進兩岸關係發展，提供了有效管道”③。類似這種公權力部門及其代表人物之間自上而下地通過接觸商談、相互讓步等方式，直接有效地建立起兩岸公權力部門間一定的政治互信，推動了兩岸關係的發展。 　　在兩岸政治互信的議題方面，台灣方面也非常重視高階政治議題的進展，並且認為是當前深化兩岸政治互信的關鍵。台灣新生報社論指出兩岸不能坐著等政治互信從天上掉下來，而必須通過具體的實踐來創造政治互信。其中關鍵在於，兩岸能夠通過頂層設計的安排，化不可能為可能。迄今為止，“九二共識”及以其為基礎的“一中框架”或架構，都只能用於兩岸之間，但兩岸關係不只涉及兩岸，還會涉及國際，如果，兩岸可以共同將“九二共識”及以其為基礎的“一中框架”或架構用於國際，那麼，兩岸的政治互信才算真正獲得確立與鞏固④。對於台灣方面希望參與國際活動的迫切需求，相信絕大多數大陸民眾是無法體會到的，大陸社會的主流的意見仍無法接受兩岸雙方代表性政治符號同時出現在國際場合。除了雙方決策層要以創新思維尋求解決辦法外，如何化解大陸社會的疑慮也是需要重視的問題。 　　隨著兩岸關係逐漸進入深水區，我們更加深刻地體認到，兩岸公權力部門間以自上而下方式深化政治互信的工作已經越來越困難了。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兩岸民間社會的支持度不夠，動力不足。甚至民間社會的相對滯後已經成為影響兩岸政治互信進一步深化的阻力，因為兩岸民間社會在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價值取向上的差異，已經使得某些政治人物可以據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把戲，成功地牽制兩岸公權力部門之間的政策互動。他們可以輕鬆地把責任推給民間社會，誰又能強有力地反對呢？ 　　今年上半年，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與蘇起、程建人、焦仁和、洪奇昌、陳明通、張五岳等共同提出了“大一中架構”新主張。本來這一團隊的結合是很有創意的，這一主張也閃現出創意的思想火花，只可惜由於這一主張在表述上仍然不能跳脫“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言語障礙，受到大陸學者幾乎一邊倒“吐槽”。有大陸學者直截了當地指出，該主張“將對兩岸民眾形成誤導，進而引發兩岸進一步的對立，削弱兩岸的政治互信”⑤。其實包括該學者在內的很多大陸學者也已經看到了“大一中架構”某些創意成分，同時也感受到台灣社會大環境還不足以讓台灣的有識之士於公開面對兩岸領土主權和人民意義上同屬一國的政治現實，他們仍然必須以“國與國”的形式來指代兩岸關係。 　　因此，兩岸政治互信的深化不能局限於公權力部門，更不能局限於精英階層，民間社會的相互理解和包容也很重要。民進黨人張百達注意到了兩岸政治互信的多面性問題。他說兩岸關係錯綜複雜，除了經常討論的政治關係外，實亦包含許多其他層面的關係。因此，不僅政治層面需要互信，其他包括經濟事務、安全領域乃至兩岸民間日常互動，都需要逐步建立互信，鞏固互信，進一步深化累積雙方的互信基礎。否則，若只談政治互信，而其他層面的互信則不斷遭受侵蝕與損耗，如此不僅導致政治互信難以深化，甚至將隨之動搖。也就是說，政治互信固然有其優越性，但若無其他各類互信基礎加以支撐填實，政治互信終將難以穩固立足⑥。筆者更注意到他所提出的兩岸民間日常互動問題。 　　從兩岸簽署“服貿協議”後台灣社會的反應來看，民間社會與公權力部門之間的認知存在明顯的落差，雖然“反服貿運動”未必是台灣多數人的意志，但至少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到了需要加大力度改變兩岸民間社會環境的階段，自下而上的力量支撐的強化，對於兩岸政治互信的深化非常重要。與鄰近的朝韓關係相比較，海峽兩岸之間的關係發展要順暢得多，這兩組關係雖然性質不同，但解決問題的思路還是有相互借鑒意義的，這也是為什麼最近兩年韓國大批專家學者絡繹不絕地走訪海峽兩岸的原因。曾幾何時，海峽兩岸公權力部門還在進行激烈的輿論鬥爭，朝韓兩國的領導人卻早就擁抱了；但是，另一幅景象卻是，兩岸公權力部門的較勁似乎沒有阻止兩岸民間社會的密切交往，而朝韓雙方的民間關係幾乎仍然停留在冰封階段。筆者無意否定公權力部門和領導人之間建立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所要強調的是，民間社會的交流交往也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海峽兩岸政治互信的社會基礎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需求相比較，還是存在較大差距。過去30年兩岸政治互信的進展離不開兩岸社會基礎的支撐，但兩岸社會40年隔絕造成的社會斷層也蓄積一定的反向力量，兩岸民眾的認知結構、情感結構和價值體系存在明顯的差異，使得政治人物得以操弄政治對立，以兩岸議題恐嚇選民，獲取短期政治利益。兩岸斷裂社會的再彌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重建兩岸生活共同體，只有在兩岸生活共同體的基礎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基礎才能鞏固和深化，最終達成認知、情感和價值體系的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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