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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角色、目標和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5-04 08:37:10

其次，減少經常賬戶順差。進入新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完成了從經常賬戶逆差向順差的轉變。由於經濟規模的影響，入世後的中國因素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總體上看，全球經常賬戶失衡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大陣營：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逆差陣營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與發展經濟體的順差陣營。實質上，這一局面是由於美國自身的經濟政策造成的。第一，基於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可以低成本對外融資，通過高負債支持國內的高消費和低儲蓄，維持本國經濟繁榮的同時為亞洲新興經濟體提供了充足的外部需求，看似平衡的結果造成了目前金融危機後的大幅失衡。第二，美國金融監管的不力和嚴重缺失所導致的過度投機與流動性過剩，在調高增長預期的同時，製造了大量的資產泡沫，加深了全球的外部失衡程度。為了轉變這種局面，擴大自身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美國一直指責中國人民幣大幅貿易順差導致了全球經濟失衡，這實質上是不合理的。 　　與經常賬戶順差直接相關的是人民幣幣值問題。自中國入世以來，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呈現快速增長趨勢，美國政府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國政府施壓，指責中國政府操縱匯率，嚴重低估人民幣幣值，要求中國政府推動人民幣升值。2010年以來，作為美國調控世界經濟主要工具的IMF連續發布《全球經濟展望》中認為人民幣處於被“大幅”低估的狀態，不止一次地通過各種途徑督促人民幣升值，以促進全球經濟增長。雖然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幅度分別達到了32.8%和56.6%，但來自西方國家針對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依然不絕於耳，在金融危機爆發後尤甚。 　　最後，擴大國內市場。中國是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將為世界貢獻出驚人的購買力，將為其他國家帶來更多的出口需求，進而滿足國內就業壓力的需要，這一點也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金融危機後迫切需要中國擴大內需的出發點所在。這一點與中國自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政策不謀而合。但區別在於，中國擴大內需的主要出發點在於消化長期積累的嚴重過剩的出口產能，西方要求中國擴大國內市場的出發點在於放開對外資進入中國的管制，降低進口商品的關稅，有更多的中國消費者購買西方生產的產品，以滿足其國內就業的需要。 　　二、中國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目標 　　文章認為，完全改變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不現實的。中國需要在應對西方訴求的同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變對出口過度依賴的局面，甚至讓渡部分經濟利益，協助發達經濟體走出危機。從長遠來看，這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未來的5年到10年，這一過程將會結束，世界可能面臨不確定性。西方復甦的這段時間是中國確立在新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地位的關鍵時期，中國必須有效利用這段時間實現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目標，為延長和用好戰略機遇期創造有利條件。 　　第一，建立單一的全球金融監管規制。金融危機的爆發暴露了全球金融治理安排的缺陷：金融運作中缺乏數據，信息不對稱；少數金融壟斷操縱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運作；金融脫離“實體”經濟；巨大而迅猛的外匯投機風潮和巨額跨國投資的快速撤離，特別是短期信貸危機。美歐等發達國家在經歷了嚴重的金融危機衝擊後，均採取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寬鬆政策，似乎這已經成為脫困的唯一良藥，雖然暫時阻止了經濟繼續滑向深淵，但卻不是長久之計，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將會在不久的將來逐步顯現。治本之道在於加強金融治理，建立新的金融治理體系，強化金融監管，規範國際金融市場。 　　當前金融治理在全球協調層面主要存在以下問題：第一，金融監管機構各自為政，互不協調。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要監測各國宏觀經濟，巴塞爾委員會專注於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而國際清算銀行（BIS）主要是促進國際貨幣與金融服務，為各央行服務。第二，缺乏全球性跨境監管機構，各國金融監管缺乏統一協調，與全球化條件下的資本自由流動不相適應。第三，美國在國際監管及評級機構中居於主導地位，將全球金融治理作為維護美國和美元利益的重要工具。 針對上述情況，中國應將參與並建立全球金融協調，成為新的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作為戰略目標。長期來看，參與全球金融監管規則的制定和實施對中國利益極大，不僅可以保護本國金融市場的安全，還可以對維護穩定的世界金融市場做出貢獻。雖然中國作為世界金融體系的新興力量，在資金的儲備上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但在資本運作和金融管理方面尚顯稚嫩。在此前提下，中國可以有效利用金磚國家機制、上海合作組織、G20協調機制，加強對全球信用評級機構監管，探索有效監管模式，逐步減少對外部評級機構的依賴，並且支持法國提出的建立單一的全球金融監管機構的設想，早日打破美英對金融監管體系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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