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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象之爭：超級城市時代怎樣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1-05-02 08:25:11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這種輸出型的“超級城市體”再造試驗如今已深刻影響到廣東省官員的政績考核。《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雙轉移”對地方官員提出了“人均GDP”的政績考核指標後，一種“做大分子、做小分母”的“官場統計學”在廣東開始流行。 　　“分子”即GDP總量，可以通過承接產業轉移、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就業能力、增加其收入的方式實現；“分母”即當地常住人口（居住6個月以上的），可以通過加大勞動力轉移輸送、減少常住人口實現。對於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來說，這項考核指標提供了一個趕超和縮小與珠三角差距的機遇——雖然由於歷史、地理等原因，在GDP總量上還不能趕上或超過珠三角，但換作人均GDP卻完全有可能。 　　韶關市2009年被評為廣東省雙轉移“雙優”市，勞動力轉移一向做得比較好。2010年上半年，韶關市完成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10836人，完成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50967人，其中就地就近轉移就業29647人，轉移到珠三角地區21320人。顯然，人均GDP“分子”、“分母”的玄機，為韶關“雙優”加分不少。 　　為保證珠三角9市對粵東粵西粵北產業輸出、擴散的積極性，新的考核辦法還對9市官員提出了4項衡量工作成效的剛性指標：人均GDP增長率高於GDP增長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目標完成情況、勞動密集型產業占本市工業增加值比重下降情況以及共建產業轉移園區情況。這4項考核，緊密地將珠三角中心與腹地城市政府的利益捆綁在了一起。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規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張可雲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採訪時認為，“推動區域一體化，關鍵在於形成利益共同體”。但就目前而言，珠三角內部利益共同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這將是廣東省政府謀劃破題的難點。 　　可資佐證的是，在東莞調研時，《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發現，當地政府也曾試圖建立幹部雙向交流機制，以達成產業轉移兩地的“利益共同體”，但效果並不理想。當地了解內情的人說：在對口幫扶的其他城市產業園內，雖然已有東莞市幹部掛職，“但僅是掛名而已，產業園具體工作還是由所在地政府管理”。 　　突不破的“A計劃” 　　也有人對“五個一體化”設定的珠三角“超級城市體”框架不以為然，認為最大的缺陷在於“將香港排除在外”，“罔顧香港是珠三角城市群中心的事實”。 　　深圳民間學者金心異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採訪時說：珠三角一體化規劃充分體現了刻意強調以廣州為區域中心，“重走A計劃老路”。 　　金心異所說的“A計劃”，就是過去若干年，廣東省政府一直把珠三角的城市格局或者說交通格局都描述成一個A字，頂端是廣州，兩邊是廣州-珠海和廣州-深圳，中間一橫是橫跨珠江的虎門大橋。 　　在金心異看來，A字形格局其實是一種行政本位主義的眼光：廣州既然是省會，就應該也是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深圳和珠海是副中心。“從1992年開始，廣東省的主政官員就夢寐以求實現A計劃，但是做了快20年，A計劃始終不成型，廣州-珠海那條邊始終若隱若現，形不成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軸，沒法和港深這邊相提並論。” 　　近年來，一些境外學者也曾提出類似的觀點，認為香港應該成為珠三角城市群的“主角”。美國學者佛羅里達曾提出“香圳”的概念，認為“香港+深圳”將發展成為一個可與紐約、倫敦和東京並論的“世界都會區”。 　　此觀點深得深圳和香港兩地人士賞識。2007年，香港特首曾蔭權曾在施政報告中正式引用“港深都會”概念。深圳市委黨校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譚剛還出版專著論述“港深都會”。 　　但在廣東省的珠三角一體化規劃中，卻並未吸納這一概念。在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副廳長蔡瀛提供的《珠江三角洲城鄉規劃一體化規劃（2009~2020年）》全文中，《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看到的相關表述是：“建設廣州、深圳世界城市，打造珠三角世界城市區域”。 　　一個現實問題是，如果“撇開香港”談珠三角一體化規劃和“超級城市體”構想，將直接影響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資源的對接方向。學術界此前曾推崇一個概念，叫“港-深-穗主街道”。認為這才是珠三角城市群經濟發展的動力軸。“港-深-穗主街道”再輔之以若干條次街道，就形成一個珠江口灣區的概念。堪比美國的舊金山灣區。 　　金心異感到不解的是，“政府已經有了很多粵港合作的框架（比如CEPA），但為什麼就不能再突破一點，把香港拉進來一起做一個珠三角城市群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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