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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從梁啟超那裡“再出發”

http://www.CRNTT.com   2010-05-06 08:50:20

“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廣泛綜合了德國歷史哲學的自由意志論、佛家互緣論及孟子治亂論，對此前新史學家偏信的進化主義、科學主義及“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加以深刻檢討。 　　可見，在梁啟超那裡，文化史的意味，遠比我們今日想象的更偉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學與歷史人類學中談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麼？文化學大師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說，數百種文化定義，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人類學型的，即，以“文化”指人們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後的價值體系。這一意義上的文化，在群體內，不可區分其有無。另一類是常識型的，其含義接近“文明”，是可擁有或可喪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東西。文化學基於一個匯合展開研究，匯合指的是人類學型的“文化”與常識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學要麼可以通過作為集體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的文化來考察作為“階級差異”的表征體系的“文化”，要麼可以通過作為“階級差異”的表征體系的“文化”來探究集體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二者殊途同歸。 　　英語世界的文化史，出現這種匯合論，不是偶然的。文化這個概念本與德國近代思想關係更緊密，英語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對更獨到的觀念是“文明”這一接近威廉姆斯筆下的“常識式”定義。我們可以認為，威氏文化論的匯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與德式的文化的匯合。這一匯合固然是有新意和價值的，但我們不應忘記，其匯合後可能存在的內在緊張關係，依舊是值得關注的。 　　可以說，有兩種文化史，一種認為歷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說，歷史的“變”是表面的，歷史背後的文化“不變”，是一種“永恒”；另一種認為文化有歷史，學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層建築”之變，來看“結構的歷史轉型”。 　　在新史學、歷史人類學、文化史這些相關名目下展開叙事的中國學者，在展開“模仿性實踐”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歐洲近代學術觀念的源流，但因我們處在一個學術“以名占實”的階段，鮮有學者能夠“自拔”。學界通常的作為是，不由分說，“占領學術領地”。在這情況下,出現一些大家覺得屬於“怪現狀”之類的現象(有太多學者誤將新史學當作進化主義或疑古主義的歷史學，有太多學者誤將歷史人類學當作明清社會經濟史，有太多學者誤將文化史當作各種“文化”)，實屬必然。 　　在目前的這一學術狀況下，回味梁啟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中展開的對於的德國自由意志論、佛家互緣論、孟子治亂論的綜合、對於因果論、進化論及庸俗唯物論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獲。於我看，如今時髦的“後現代主義”，不過也是對於因果論、進化論及庸俗唯物論的批判，而梁任公不僅有這一批判，還曾提出的建設性意見，這實在不可多得。 　　梁啟超的文化史，遠比今日我們模仿的英語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遠大；在中國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從他的志向出發。   （來源: 中華讀書報 作者:王銘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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