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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要以大衆權益為旨歸 | |
http://www.CRNTT.com 2008-12-20 22:50:38 |
一是在市場領域,儘管中國建立起了初步的市場框架,大部分商品的價格都放開了,但核心的要素價格和市場並沒有放開,再加上政府職能轉變的滯後,權力之手時時插進市場,那些掌握要素資源的壟斷企業、強勢集團和政府部門,就能借助壟斷高價掠奪大衆以自肥,或者設置門檻將人們擋在門外以獨享其利。政府官員則通過尋租以致富,而尋租的代價最終還是通過價格傳導機制或直接通過壟斷轉嫁到普通百姓頭上。 二是在再分配也即民衆福利領域,正如一些學者所講,中國的財政制度是一種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制度,這種制度最嚴重的弊端,是政府的轉移性支付按照身份分配,而不是按照真正的需要分配。相對富裕的城鎮人口可以享受政府財政供應的福利,而收入本來就低的農民卻需要自己承擔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等福利之成本;而在城鎮內部,財政補貼也是按照地位和權力進行分配的,誰離權力中心的距離最近,誰能够享受到的財政補貼就越多。 這種福利分配體制本來是計劃經濟的弊端,是改革的對象,但改革卻沒有矯正這種不公平,甚至在很多領域放大了其扭曲。不僅如此,政府還一直試圖減少對民衆的福利責任,致使教育和醫療等現在成了很多民衆致貧的首要因素。 應重視大衆的自由、權利和福利 而這一切,就是因為普羅大衆對關係自己切身和長遠利益的改革沒有發言權和話語權,只能被動地承受改革所加諸於他們的後果。由此也說明,在改革者的價值天平上,為了盡快建立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市場經濟,可以犧牲、至少暫時犧牲作為社會主體的普羅大衆的利益。 改革排除干擾是對的,但不能在“排除干擾”的名義下,把民衆合理的訴求和福利一塊“革”掉。以為犧牲掉一兩代人的利益,就可以換來改革的成功和後代生活的幸福,其實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相反,改革一旦陷入了這樣的路徑,後代通過努力和奮鬥改變自己際遇的希望,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概率更少,因為起點就不公平。而在一個不公平的起點上競爭,除非你付出更大的努力,或者是天才,否則是很難成功的。 對於個人和家庭來說,貧困影響他們一生的幸福;對於國家和民族來說,貧困影響國家和民族的競爭力。特別當社會主體部分的人口長期處於貧困時,尤為如此。由此可見,一個讓社會主體人口福利受損、貧困加劇、就業無望、流動受阻的改革,即使談不上失敗,但也絕不是成功的。看看歷史就知道,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因為喚起了民衆共同奮鬥,而喚起民衆的方法就是給了農民土地和自由。中國初期改革的成功,也是給了農民包產到戶和企業承包的致富權利和自由。所以,處於攻堅階段的改革,若要順利推進,也必須將普羅大衆的自由、權利和福利作為改革的核心目標。 改革必須讓公衆參與 首先,要擴大工人、農民和一般民衆對改革的參與權,提高他們在政府決策中的話語權。缺少公衆參與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時間內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但長遠而言,會導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團的支配而偏離正確方向,使改革失去民衆的支持而喪失動力。擴大參與,首在增加工人和農民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代表性,同時,政策和決策的制定與實施要廣泛聽取民意。 其次,為各利益群體的公正博弈制定有效的規則和程序。貧富差距的背後,實質上反映了不同群體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是不同的。解決不同群體權利的失衡,需要制定一個有效的博弈規則,特別是要處理好勞資關係和穩定農民對土地的產權。勞資矛盾是當前影響中國社會和諧的一個主要矛盾。政府在加強產業引導和保障就業的同時,應更加關注勞資關係發展的新趨勢,及時完善協調機制,化解矛盾;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保護農民對土地的產權,嚴格控制建設占地。 第三,實施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和加強就業服務體系建設。在目前經濟增長下滑以及社會保障不完善的情況下,保障就業對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顯得尤為關鍵。政府要消除就業上的各種制度歧視,在制定公共投資、財稅金融等宏觀政策以及社會再分配上,盡可能以解決就業為導向,擴大受惠範圍。 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正面臨著一個嶄新的階段。在這樣一個階段,誠如吳敬璉所說,需要對過去進行認真的反思,對未來進行慎重細致的規劃。改革以普羅大衆的權益和利益為旨歸,將能重新激活社會的活力。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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