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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中華文化與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

http://www.CRNTT.com   2021-02-08 00:04:33

三是包容性。和西方的類屬性思維方式不同的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看重的是事物個體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關係性思維。這種關係性思維認為事物相互關聯，行為體是關係中的行為體。世界存在諸多兩極偶對，並認為它們相互依賴，互為補充，而不是一方消滅另一方，這就是“共存邏輯”。中國的辯證法是一種互容性辯證法，主張每對對立物以一種非衝突方式互動，轉化為一個相互包含而非同質的新合體。⑫中國宗教多神並立，也強化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品格。這種包容性又決定了中國人在處理與世界的關係時，並不謀求消滅異己。歷史上，中華文明的繁榮與發展，都是吸收周邊少數民族優秀文化的結果。 　　因此，中國文化是一種和解型的文化，正如李大釗先生所說，中華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當前，西方文化所主導的人類發展道路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弊端，工業文明廣受詬病，大國爭霸傳播戰禍，人類應該從古老的中國文化中吸收營養，探索國際關係的新模式，而中國的崛起正是試圖走出大國爭霸的惡性循環的一種探索。 　　三、新型國際關係是對現代國際關係模式的超越 　　超越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的西方文化特性，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模式成為大勢所趨。西方文明所喚起的科技進步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已經形成了對產生於西方文化的國際關係模式構成了衝擊，呼喚新型國際關係的誕生。科技的進步在促進生產力極大發展同時，也產生了毀滅人類文明的力量。核武器的出現使核大國之間的戰爭不可想象，而核擴散的前景則使人們對建立在征服和權力爭奪概念之上的西方國際關係模式產生了懷疑，因為這種國際關係模式使人們看不到未來。構建新型的國際關係模式，尤其是新型的大國關係模式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 　　現代國際關係體系在全球擴張的過程中，也向人們展示了其否定自身的可能性。首先，在現代國際體系的發展演變過程中，人們已經認識到這種國際關係模式的危害性，試圖抑制其中的危害因素。在現代國際體系的發源地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就認識到民族主義的危害，出現了歐洲聯合運動，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一種實踐。結束歐洲內部殘酷的戰爭，消除民族主義的危害是歐洲一體化的主要目的，現在歐洲成為令人稱道的安全共同體，歐洲國家被不少人認為是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後現代國家。儘管很多人懷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歐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但畢竟在一定區域內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次，國際行為體的多樣化、國際制度的完善以及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現代國際體系。國家不再是國際政治的唯一行為體，各種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數量劇增，在國際舞台上日趨活躍，跨國公司的力量異常強大。各式各樣的國際制度對國家的行為形成巨大的制約。全球化使各國之間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相互依賴關係。所有這些，都使當代國際體系不能完全等同於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第三，現代國際體系擴張的過程中在吸納其他文明的同時也受到其他文明的改造。現代國際體系不再是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理想形態，世界主要大國很少是由單一民族組成的。一些文明雖然在現代國際體系下被迫接受了民族國家，但其自身的文化對現代國際體系並不認同。而中國接受民族主義也被人認為是“道德上的讓步”。在國際體系面臨重大轉型的關頭，非西方文明必然會為新的國際體系的構建提出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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