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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制度改革才能解決增長與轉型兩難

http://www.CRNTT.com   2016-01-25 08:03:29

追趕式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明顯不再具有可持續性，當前經濟下滑主要是由下列五重原因的叠加造成的： 　　（1）要素驅動紅利衰減； 　　（2）政府主導動力枯竭，特別是地方政府龐大的土地財政和土地抵押債務不具有可持續性，同時導致政府的發展屬性過強，公共服務功能欠缺，使居民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不足，無法拉動內需； 　　（3）國企產能過剩擠壓民營經濟，資金繼續流向了本來就充裕的國有企業，其後果就是重複投資、無效投資的不斷累積（現在許多行業庫存都超出30%），導致經濟嚴重乏力，造血機制不足。試圖通過財政政策進一步給國企輸血來解決經濟下滑的舉措只可能導致進一步的產能過剩； 　　（4）政府施政過程中出現的嚴重不作為的問題； 　　（5）對於“新常態”的理解偏差，本應該在提高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正義安定有序治理方面要有新作為，而不是將經濟持續大幅下滑當作新常態。 　　可以看出，所有這五重原因的背後都是市場化改革不夠深入，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治理邊界不夠合理，市場經濟制度不夠完善造成的。如不進行深層次的制度性方面的市場化改革，導致經濟增長持續大幅下滑的這五重因素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因此，轉型發展和深化改革需要同時兼顧發展和治理兩大邏輯，正確理解它們之間的內在辯證關係：發展的邏輯主要是提升一個國家的硬實力，而治理的邏輯則注重軟實力方面的建設，當然是多方面的治理，包括政府和市場的治理制度、社會公平公正、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建設。這樣，無論是發展邏輯還是治理邏輯都需要加快深入進行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治理邊界的制度性和結構性改革，消除不利於企業創業創新和擠壓民營經濟的制度性障礙，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中國順利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轉變，跨越潛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所在。同時，如不從制度上根本解決，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腐敗依然會死灰複燃。反腐的根本出路還是在於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和民營化進程，通過合理界定政府治理邊界讓官員沒有機會貪，通過法治讓官員不能貪，通過問責和社會監督讓官員不敢貪，否則不可能根治。 　　三、從經濟學基準點出發深化制度改革 　　文章表示，如何深化制度改革呢？其實我們做任何事都是相對而言的，因此必須有一個基準點或參照系作為比較，否則無從著手。中國下一步推進深層次市場化變革，也要從經濟學的基準點和參照系說起，違反經濟學常識，改革只有失敗。現代經濟理論以理想經濟環境為基準點，以自由競爭市場為參照系，嚴格給出了市場導致有效配置從而成其為好的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而這些前提條件正好指明了改革的長遠取向，從而起到明道、指明方向的前瞻性指導作用，通過理論指導改革、變革及創新來促使現實經濟運行不斷向理想狀態逼近。 　　當然，在現實經濟中市場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運行良好及向理想狀態逼近，還需要政府、市場與社會各歸其位這樣一個國家治理三維結構能夠實現有效的耦合和整合才行，為此需要合理界定和釐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這就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層次是治理邊界的界定。我們首先要知道政府與市場及社會之間的合理邊界在哪裡。市場有效和社會規範的必要條件是需要一個有限而定位恰當的有效政府。其原則就是，市場能做的讓市場去做，市場不能做或做不好的政府才去做。歸納起來，政府的基本作用就是兩條、四個字：維護、服務。例如，前面提到的基本社會救濟制度就屬於服務的範疇，中國做得還很不夠。 　　第二個層次是主次之分。誰是關鍵？答案是制度。我們一旦知道它們之間的邊界後，還需要釐清。那麼，誰去釐清呢？由於政府是主體，市場是客體，社會也是客體，從而當然也就是要靠作為主體的政府去做，去釐清。但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正好對應一個經濟體的治理、激勵和社會規範三個基本安排。那麼，誰能規範主體，也就是政府的定位呢？法治。這樣，法規治理是最關鍵、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環境，具有極強的正負外部性，決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適度，從而決定了市場激勵機制的效果和社會規範形成的好壞。人們可能會問，政府及其部門願意去限制自己的權力嗎？一般來說，當然不願意去限制自己的權力，因此在中國現有國體之下，需要對權力進行劃分，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和執法部門要各司其職。 　　總而言之，最基本的治理制度是關鍵，是決定性的，只有從規範、制約和監督政府權力的制度、法治和公民社會這三個維度的綜合治理著手，合理界定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同時解決好效率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才能根除腐敗和行賄受賄現象，建立起健康的政府、市場、社會、企業及個人關係，實現良性互動，唯其如此，政府方才可以不斷通過法律法規的制定及執行，強化市場方的效率、效能。 　　此外，在這樣一個總的制度變革方向之下，還需要在一些具體的市場化改革領域有所突破。市場化改革千頭萬緒，針對前面所提到的問題及現實中存在的種種認識上的誤區，我們認為下一步在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方向至少有三——民營經濟主體化、金融市場自由化、土地要素市場化。這三點其實也都跟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究竟應該分別發揮怎樣的作用這條主線有關。 　　中國經濟增長大幅下滑，影響因素很多，包括一定的外部因素，但深層次因素是自身內部的體制轉型滯後造成的，對其顯性和潛在負面效應不能掉以輕心。只有深化市場化方面的根本性制度改革，才有可能解決增長與轉型的兩難。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對中國而言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其建立健全需要在政府、市場和社會這樣一個三位一體有機耦合的整體框架下完成，在合理界定和釐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方面需要有明顯的改革進度，可以在民營經濟、金融市場、土地要素為深化改革切入點，轉化產生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制度是關鍵，是根本。只有深化市場化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的制度改革，才能真正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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