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歷史反思：大多數紅衛兵為何不道歉

http://www.CRNTT.com   2013-06-22 10:42:11

1967年4月，批鬥黑龍江省委七書記的萬人大會。   　　不可否認，王祖鍔當年對不平等的感受是真切的。但這種不平等，並非自“血統論”大旗出現後才有，而是歷次階級鬥爭日積月累的結果，“血統論”不過是將其推向了高潮而已——1967年元旦，北京“老紅衛兵”曾以“革幹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全國通告，將他們的組織路線規定為：“（1）第一階段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解放軍、省市委幹部子弟組成；（2）第二階段由基層組織（地委專署與公社）幹部子弟組成；（3）第三階段吸收全國工農兵和出身他種家庭而政治表現好的”，等級之森嚴躍然紙上。這種等級刺激，最終使許多寒門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紅衛兵，多年來一直堅持相信：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是“為社會公正和人與人的平等而鬥爭，這是值得驕傲的”。（此外，對造反派紅衛兵而言，因文革後清查“三種人”等政策，披露自己的身份還存在給自己的生活招來麻煩的可能，這也是一些造反派紅衛兵不願意出來道歉的原因。）    02 只有廓清歷史真相，才能促成紅衛兵的集體反思 　　前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自我辯護有沒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這種辯護遮蔽不了最要害的問題：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間都曾對社會有過巨大的破壞作用，盲目“破四舊”對文化的摧毀不可估量，隨意打人、遍地武鬥死傷者不計其數……這些惡果，不光造反派有責，保守派也有份。要促成紅衛兵的集體反思，關鍵在於廓清歷史真相，將歷史責任具體化。 　　要明確具體是誰的責任，就不能含糊其詞甚至張冠李戴移花接木到1967年上半年，因為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保守派”紅衛兵基本上已經退出了文革舞台。此後，造反派內部又分化出溫和造反派和激進造反派，大量慘烈的武鬥，即發生在這些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如重慶市的大規模武鬥，就大部分發生在原造反派“八一五戰鬥團”分裂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後，個中原因，造反派領袖之一的周家瑜的解釋是：“在衝擊政府機關奪權後，因為內部權力分配出現分歧”。此時，造反派們用來為自己辯護的“為爭取平等而鬥爭”，早已不複存在。也就是說，必須對造反派們當年的具體行為，做具體的分析，如此，即不難看出“為爭取平等而鬥爭”這樣的辯護詞，在造反派發起的每場具體武鬥中是否契合。這種具體分析，對保守派紅衛兵也同樣適用。 　　另外，還應注意：造反派做的就是造反派做的，保守派幹的就是保守派幹的，不能含混其詞，更不能張冠李戴移花接木。但因為某些歷史原因，此類含混其詞的問題很常見。譬如老舍之死，就很有必要搞清楚。老舍自殺前，曾遭到紅衛兵猛烈的批鬥毆打，一些相關的回憶文章，大都將這些紅衛兵稱作“造反派”，如老作家浩然說：“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點名往外揪人”。但根據一位當日參與批鬥老舍的女紅衛兵的回憶，這些紅衛兵未必是造反派，更有可能是保守派。這位女紅衛兵在接受《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一書作者傅光明的採訪時，沒有透露自己的姓名，而僅以“她”指代。據“她”回憶： 　　“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是學校文革領導小組九個成員之一。我在文革前是學生會體育部長，所以文革一開始就被選進領導小組，當時出頭露面多一點。但最主要的領導是白乃英，我一般只管管組織站隊，喊喊口號什麼的。……（女八中）在石駙馬大街，民族宮那邊，後來叫158中，現在好像叫魯迅中學。當時是女中。我記得那年8月21、22號，天氣特別熱。白乃英說市文聯有人打電話來，讓我們去造反。她叫我帶著人過去、從文聯來了兩輛大卡車把我們接去的，大約有150人。……我覺得當時的人有理想，不像現在的人這麼忙忙碌碌；當時我們的感覺就是自己將來是社會的支柱；我們出身好，什麼事都衝在前面。本來我可以不插隊，但堅決要求插隊。肯吃苦。可到了社會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當時認為黑幫就是敵人。太年輕了。我是有代表性的。比我小兩三歲的人就更幼稚了。串聯回來，對有些事自己有看法了。1966年8月16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我們還是糾察隊（筆者注：“她”的時間記憶有誤，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是在8月18日，第二次是8月31日，女八中所在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也就是“西糾”，成立於8月25日），站在隊里特自豪。”（鄭實、傅光明編著，《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