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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講堂：決定國家盛衰的纏鬥

http://www.CRNTT.com   2013-05-29 12:29:00

主持人：吳老師有一本書是《公天下》，在座的可以看看。剛才袁老師講公民權利、人身自由、社會穩定時，我就想這中間肯定會有張力問題，那為什麼在穩定和自由間很難取舍？袁偉時老師是如何看待這種張力的？有沒有一個辦法既給公民自由和權利，社會又穩定？請袁偉時老師做一個闡釋。 袁偉時：孫中山其實不懂現代政治制度 　　袁偉時： 自19世紀以來中國一直為這個問題標尺，一講自由就當成放任上。其實這在世界上已經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常識問題。自由跟法治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根本不存在問題。但為什麼後來一再出現矛盾，整個社會動蕩安定不下來？我想，跟中國知識階層的認知水平不夠有關。 　　現在回過頭看看中國知識階層的認識水平，20世紀開頭的那一批知識分子，認識水平常常不如19世紀的先驅，一個代表性的人物是孫中山，這個人大名鼎鼎，大家都認為是中國的民族英雄，但看看他的三民主義，看看他草擬的《中華革命黨章程》還有他同意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章程》，就會發現他對現代政治是不懂的。假如你認為我這句話對孫中山有所不敬，建議大家看一本新出的書，澳大利亞學者黃宇和教授出的《30歲前的孫中山》一書，好象是三聯出的。這本書有一個重要結論是：孫中山其實不懂現代政治制度。他理解的政治制度是香港那一種制度，雖然有立法會，但一切權力決定於總督。黃宇和教授的這個結論跟我的結論一樣。比如辛亥革命成立臨時政府，孫中山提出一個問題：既然總統是我們自己人，為什麼還要三權分立？為什麼國會還要否決總統的決定？他不理解。這個水平是很低的。中華國民黨的時候說，所有公民沒有加入國民黨的，一個時期內沒有公民權。到1924年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黨章上有一條說：所有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總理（孫中山）有最後的決定權。他可以否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這樣的水平，對自由的認識也很有問題。孫中山一再講，中國人自由太多，是一盤散沙。現在不要講中國人的個人自由，需要講的是國家自由、黨的自由。這在理論上是不通的，代表國家的是政府，假如政府自由行事，不受公民監督，不受制度制約，完了，是一個專制政府。假如國家自由是對外維護國家獨立，從這個意義解釋的話，那是另外一個概念。它同樣需要公民有充分自由。只有公民有了充分的自由，在國家遇到危難時，才會自覺自願，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捍衛一個平常保衛公民自由的國家。但這個領袖他不懂，後來很多人都不懂。民國時期的官員經常掛在嘴邊的是，現在是法治社會，軍人不應該幹政，我們應該按照法律辦事。我不知道現在的官員口頭上有沒有這些東西。 　　這些說明，世界文明已經發展到一定高度，但中國還有很大差距。有些人到現在還不理解這個東西，老是講中國本身就已經有太多的思想財富，國外那些東西最少有一部分是錯誤的、邪惡的東西，不能接受。他們要搞所謂的儒家憲政，將儒家那套重新搬過來，使我打冷戰的是，有些人居然帶著小孩到孔子廟跪拜。這讓我太痛心了。見了面點點頭打招呼不是很好嗎？為什麼中國人從小還要受這個訓練、在偶像面前跪拜？所以我認為，中國之所以產生問題，自由和穩定之所以出現張力，關鍵在於中國人的思想水平、知識水平，特別是知識階層的水平跟現代社會應有的要求差得太遠。今天是5月4日，是五四運動的紀念日，恰恰五四的任務沒有完成。這是我的一些感想。 　　主持人： 謝謝袁偉時老師！中國自“五四”以來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一直有兩個心結：一個是想走捷徑，一個是希望走有一條中國特色的道路。袁偉時老師剛才講了孫中山這個人，剝下英雄的外衣，可能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章老師也是歷史學者，想聽聽您的見解。 章立凡：缺乏契約精神難行共和之實  　　章立凡： 袁老師講了一個問題，即孫中山的歷史局限問題。近代以來所謂的政治，其實都沒有走出會黨政治，一直以會黨的方式活動。會黨是怎麼來的？太遠就不追溯了，就說反清複明的會黨，他們在明末清初產生，是知識分子和秘密社會、農民結社的組合，這種組合形成一種傳統，這種傳統不僅影響了國民黨，也影響了後來的繼承者，我們基本上是按會黨政治的模式在活動。 　　還有一點是文化基因問題，剛才吳稼祥談到，袁老師也談到，這涉及到我們經常追問的儒家憲政。為這個事我和我的老朋友秋風有好幾次辯論，我們還是朋友，但確實有很多不同觀點。我個人認為我們的文明有缺陷：我們是一個農耕文明的民族，從歷史來看不是一個商業民族，也不是一個航海民族，在文化基因上和西方文明有很大不同，這種不同是因為我們缺乏社會商品交換的規則，當然中國古代也有商品交換，但不發達，也沒有航海和殖民傳統，如此我們的眼界就局限在帕米爾以東、喜馬拉雅山以北，東南有大海，北面有沙漠和草原，活動的範圍就這一塊，在這塊土地上所做的事就是砍伐森林變成農田，幾千年下來老祖宗時代的山林都被破壞，所以看到的是一望無際的平原和丘陵，在上面從事的是是單一的農耕經濟生活，缺乏商品交換，而且也沒有像西方的莊園有農林牧相結合的經濟，僅是單一的小農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的眼界是局限的，且中國人商品交換的意識和規則也是不發達的，由此導致的後果是：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由於缺乏契約精神，至今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制。我們的社會結構、基因裡缺這個東西，當然不是說完全沒有，古代也有。現在常說“協商民主”，如果用到會黨裡也是大佬議事，各個山頭的頭領一起商量，沒有廣泛的公共參與，是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公共利益，雖有共和之名，但沒有共和之實。 　　回顧這一切會發現社會成本不一樣，這百年來是君主立憲主義和共和主義之爭，或者全盤西化和全盤蘇化之爭，最後變成的是怎樣的荒誕結果？——四不像，有共和之名，但連君主立憲的民主和開明專制都做不到。 　　稼祥兄前面講到聯邦制話題，這個話題很重要，現在我們總是習慣於把陳炯明說成是叛徒，以孫中山為正宗，總是“揚孫貶陳”。可仔細想想，武力統一、聯省自治之爭就是中央集權和聯邦制之爭，而中國錯過了這樣一個非常好的歷史機會，且這個歷史機會在清末就已經出現，比如太平天國之亂後漢臣們的崛起，地方官員自治，自己辦洋務。才有後來義和團之亂出現“東南互保”的局面：雖然我們承認你是朝廷，但朝廷做了錯誤的決定時我們可以不接受。這樣的思路清末“新政“時予以了承認，也就是1908、1909年清政府出台了地方自治章程，如此導致後來比較積極的後果是：即使朝廷完了，但辛亥革命不是一場非常殘酷的流血革命，為什麼？因為已經開始有了地方自治的雛形，武昌首義後各省紛紛獨立，地方官把衙門換一塊牌子就可以了，革命就完成了，沒有流太多的血。有些人覺得革命沒有一點暴力不行，於是拿竹竿把衙門的瓦片頂掉幾片。目前是改良與革命賽跑，但我認為革命不是特別可怕，因為革命也可以以比較溫和的方式進行。李澤厚先生講告別革命的那一套，我曾經很認同，因為中國歷史上以暴易暴的傳統給社會經濟帶來巨大的破壞，給老百姓造成太多痛苦。現在我們處在文明時代，互聯網的時代，一個大家可以互相溝通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若革命可以很溫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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