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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經濟反轉需優化制度因素

http://www.CRNTT.com   2012-11-26 08:43:21  


 
  長期因素需要清晰認識

  問:影響分配關係的長期因素中,最突出的因素是什麼?

  王建:影響分配關係的長期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工業化長期超前於城市化。在市場經濟國家,工業化與城市化是一個相互跟進的自然過程。但在中國,改革前30年為了發展重工業,不得不實行強制城市化滯後的政策。改革以來的30年,先是讓農民“進廠不進城”,後來農民進城後仍然不是市民。城市化的滯後由長達60年的戰略與政策積累所致。日本和韓國在人均收入達到2500美元的時候,城市化率就已經超過3/4,但中國目前人均收入已經超5000美元了,真實城市化率才剛剛1/3。由於農民和農民工收入低,消費也低,工業化超前的結果就是國內生產的大量產品只能出口。所以,城市化滯後也是一種減少消費和增加儲蓄的機制。由於中國人口以農村人口為主體,所以城市化滯後對分配差距的影響比分配關係更大。

  問:出口的長期繁榮是否也曾掩蓋了國內的分配矛盾?

  王建:如果國內的長期因素都傾向於儲蓄,而儲蓄的實物形態是過剩產品,則出口就是消化過剩產品的唯一途徑。如果國內過剩產品增長快,出口增速也快,國內的實物產品過剩就不會出現。因為對企業來說,商品已經實現了價值和利潤,是以外匯形態儲蓄起來,企業就具有為出口擴大生產和投資的積極性。而國內的分配矛盾,也會被出口的繁榮掩蓋。反之,出口速度慢於國內儲蓄或過剩產品的增長速度,甚至由於爆發國際經濟危機而發生萎縮,國內的生產過剩矛盾就難以避免。

  消費需求尚未根本改善

  問:短期擴張需求不是正在增加嗎?

  王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需求決定供給,利潤決定生產,而最終需求只產生於消費和出口。如果國內消費和國外需求不增長,企業沒有錢可賺,就不會生產,更不會擴大再生產,也就是增加投資。投資雖然也是需求,但不是最終需求,因為投資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其終點是供給,是產能。但投資是一個實物生產場所的建造過程,一個建設項目一旦開工,就很難因為市場不好而被中途放棄,因為這等於讓企業扔掉已經投進去的錢。所以,市場需求可能已經萎縮,但投資建設產能還在增長,這就是發生生產過剩危機的機理。如果政府為了制止市場需求萎縮而把刺激投資當成擴張需求的主要方向,而沒有在擴大消費和出口需求方面採取重大舉措,那麼一定是在短期增加了需求,長期卻使過剩矛盾更為嚴重。

  問:現實中消費需求似乎一直在增長?

  王建:消費需求方面,雖說消費增長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去年的消費率也有所提升,但從2011年到2012年,分配關係並沒有得到根本改善。有利於消費較快增長的積極因素,主要是前兩年農業豐收和農產品提價,還有農民工工資上升帶來的居民收入增長。這是短缺造成的市場調整效應,是市場根據生產部門間的要素餘缺,通過價格機制重新分配資源,而不是主動改變制度帶來的分配關係改善。從今年9月出版的《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看,中國城市居民家庭最高與最低收入差距仍然是10倍,也說明社會分配狀況沒有變。所以,如果分配機制不改變,由於市場調整總有邊界,調整到位後,農產品和勞動力供求在新的價格水平下達到均衡,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又會慢下來。特別是在經濟減速的情況下,比如最近就有許多有關企業裁員減薪的報道。

  問:外需仍會面臨持續萎縮嗎?

  王建:出口方面,決定出口的長期因素,是當前這場沒有結束的國際經濟危機。導致這場危機的原因是發達國家虛擬經濟嚴重脫離了實體經濟發展,實體經濟在長期萎縮的過程中出現了虛擬經濟的瘋狂膨脹。比如,美國製造業比重在上世紀90年代初還高達28%,新世紀初就下降到15.8%,2010年下降到11%。日本和歐洲的實體產業情況也大致如此。導致發達國家實體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冷戰後全球實體經濟市場的統一,而廣大發展中國家有著比發達國家低得多的要素價格,由此形成實體產業的競爭優勢。直到目前,中國的工資水平仍是發達國家的1/10,發達國家的實物產品供給遠低於需求的矛盾仍會長期存在,並由實物產品供求的長期失衡,決定它們的貿易失衡、財政失衡以及資產負債表失衡都難以糾正。量化寬鬆解決不了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競爭力問題,只能是一碗“續命湯”,並且會引起新的、更大的危機。更大的國際危機也許會爆發得很快,因為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已經進入到一個新階段,美國和日本也面臨明年初的“財政懸崖”。如果是這樣,我國外需就會面臨持續萎縮的情況。實際上,今年9月的出口增速反彈主要是基數因素所致。10月出口持續反彈,仍是源自去年出口基數持續下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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