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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 中國傳統教育哲學及其弊端

http://www.CRNTT.com   2012-07-17 10:32:37

西方商人階層有教育哲學 　　中國的商人也沒有教育哲學。商人在傳統的士、農、工、商階層等級中處於最後一位，其沒有也不被容許發展出其自己的教育哲學來。商人階層子女的教育問題也是儒家所承擔的。中國的王權發展出了很多方法來消解來自商人的挑戰。首先是把商人放在社會等級的最底層。一旦商人致富，就會要求他們收買土地、官職等，以免商人積累過多的財富對王權構成威脅。同時，商人也被灌輸於“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把接受儒家教育視為是其子女的唯一出路。可以說，中國商人在教育方面沒有發揮一個重要作用，這和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西方，商人階層在教育哲學方面扮演了一個關鍵作用，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來看。第一，促成了教育和神學的分離。西方在中世紀是神權時代，神學是知識體系的核心，當時所謂的教育就是神學教育，神學也是衡量一切的標準。但文藝復興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文藝復興之後理性主義興起導致了神學時代的終結。“終結”當然不是說神學不存在了，而是說神學不再占據知識領域的主導地位。理性主義的興起有其知識背景，但商人階層的崛起極其關鍵。商人是最講究理性的，商業行為不能用神學來解釋。新興商人階層站在文藝復興的背後，是文藝復興的經濟基礎。第二，促成了知識和政府的分離。商人需要能夠支撐商業運營的知識體系，尤其是法律。同時商人也擔心政府的力量過大。知識和政治的分離對商人非常有利。知識界爭取和政治權力的分離，商人是背後的推動和支持力量。在西方，大量的教育機構，尤其是大學，都是私立的，這完全是商人的功勞。沒有商人的支持，西方難以發展出如此獨立的知識體系及其生產知識體系的機構來。 　　政治、商業和知識三者之間的不同關係構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教育體系。在中國，知識領域沒有獨立性，成為政治權力的一部分。而政治的最高目標就是秩序，創造秩序和維持秩序。秩序就是保持現狀，不但不追求變化，反而阻礙變化。在西方，知識界不僅獨立，而且往往和商業結成聯盟。和追求秩序的政治不同，商業所追求的就是永無止境的變化，甚至是革命性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哈佛經濟史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把資本主義定義為“創造性毀滅”的過程。創新和進步是商業的特征，正如秩序和穩定是政治的特征。而知識是關鍵，知識既可以成為秩序的一部分，也可以成為變化的一部分。到今天為止，中西方教育和知識界仍然維持著這種差異格局。 　　本文是作者在“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研討會”（北京，2012年4月21日）上的發言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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