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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中國回應內外部挑戰的一個關鍵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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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12月20日訊/當前,世界經濟正處在後危機時代的持續震蕩階段,中國經濟在經過了持續高速增長之後,其隱含的諸多結構性問題也不斷顯露,國際周期性調整和國內結構性調整的相互叠加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就短期而言,人們關注中國能否應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與物價上漲壓力並存的複雜局面。就長期而言,人們則追問中國能否在人均GDP越過3000美元之後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12月14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並將擴大內需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依靠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中國回應內外部挑戰的一個關鍵抉擇。
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復旦大學經濟學系副主任高帆文章表示,儘管外部不確定性會通過多種渠道影響到中國經濟,但化解內部的結構性矛盾仍是中國應對多重挑戰的戰略基點。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產生並累積了較多的結構性問題,例如:需求結構中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強調;產業結構中對傳統製造業的過度依賴;投入結構中對物資資源消耗的過度倚重,上述結構性問題導致中國經濟在面對外部衝擊時缺少堅實的“內在穩定器”。當前中國已經將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線”,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是促使需求結構轉向更多地依靠內需,特別是國內居民消費需求。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企業創新能力提升,也才能更好地促使經濟增長耦合國內居民福利水平提升的終極目標。
問題的關鍵在於,長期以來,制約中國需求結構轉變以及國內居民消費擴大的因素是什麼?儘管內需啟動艱難導源於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但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則是影響內需啟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一個收入分配呈現“啞鈴狀”的經濟體中,高收入群體往往有購買能力但購買意願弱化,而低收入群體通常有購買意願但購買能力不足,這樣的社會要形成內部需求充沛的局面顯然是困難的。反過來說,中等收入者能夠較好地做到購買能力和購買意願的有效“結合”,因此其群體規模越大、比重越高則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就越有可能,而經濟體對出口導向和政府投資的依賴程度也就越低。由此觀察,在漸進式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導源於市場機制的“優勝劣汰”功能以及權利和機會的不平等,中國中等收入者的絕對數漸趨增加,但在相對占比層面,中等收入群體壯大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最為典型的是:諸多城市新進入者面臨著基本住房、基本醫療和基本教育獲取的巨大壓力,而許多農村居民也缺少財產性收入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有效支撐,這些因素對城鄉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擴大顯然是極為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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