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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家村”

http://www.CRNTT.com   2010-12-20 13:44:35

《燕山夜話》出刊後。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喜愛。《前線》編輯部的同志也都覺得文章寫得好，並認為鄧拓既然是《前線》的主編，應給《前線》寫文章，於是直截了當地向鄧拓提出，讓他在《前線》上開個專欄。鄧拓開始沒答應，後來我們一再磨他，鄧拓說：同時開兩個專欄，恐怕有困難。這樣吧，我找些人一塊寫，行不行？於是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就被《前線》編輯部的同志拉上馬了。 　　記得是在1961年9月20日左右，《前線》編輯部約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寫稿，在四川飯店吃了一頓飯。當時邊吃邊談，定下來四件事：一是專欄的名稱。鄧拓說，咱們三個人合開一個雜文專欄，就叫三家村吧。於是起了“三家村札記”這個俏皮的名字。鄧拓還提到過，“札”字最好用老寫的“”。二是署名的問題。鄧拓提出就效仿馬鐵丁等合作的辦法每人取一個字如何。吳晗取吳字，鄧拓的筆名為馬南，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於是叫吳南沙。後廖提出用他的筆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為吳南星。三是文章的寫法。文章不要太長，以《前線》的一個頁碼為准，千字文，題目自己選擇，按各自的專長隨便寫。每期上一篇，輪流撰稿。另外，指定我為《三家村札記》的稿件聯繫人。 　　到1962年9月或是10月的時候，“三家村”又第二次在四川飯店碰頭，請吃飯的目的主要是催要稿件。編輯部主任蕭遠烈簡要說了讀者對專欄的反映，希望三位抓緊按時供稿。然而這次會面並沒有產生什麼效果，稿子照樣難催。缺稿的時候，只好將《前線》現有的稿子補上。因此，《三家村札記》198篇文章中，有5篇不是鄧、吳、廖寫的。其中李光遠寫了《從善如登》，李文寫了《關心業餘創作》，張世績寫了《禁於未發》。有兩篇是我寫的：《不平等的平等》、《談海派》。這兩篇後來被姚文元的批判文章作為黑話摘引上了。 　　《三家村札記》從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共堅持了3年。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雜文專欄難以持續下去。吳晗給鄧拓寫了封信，說題目難找，工作也忙，建議不寫了。鄧拓、廖沫沙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記》在最後一篇《遇難而進》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現在回過頭來看“三家村”，就應把它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來考察，它的出現，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黨的八大提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盡可能迅速地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但是八大的思想沒有能夠貫徹下來。1957年反右派鬥爭，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左”傾思潮進一步泛濫。從1958年底至1959年7月，中央先後召開一系列會議來糾正經濟建設方面“左”的錯誤，文化領域也對“左”的偏向提出批評。但是幾次糾偏，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紅旗的前提下進行的，沒有從根本上觸及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廬山會議後“左”傾錯誤又重新泛濫，國民經濟出現了3年嚴重的困難。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也使文化科學界廣大知識分子思想壓抑，心情不舒暢。為此，中央在1961年實行八字方針。1962年，“七千人大會”對幾年來黨的工作中出現的“左”的錯誤作了一次比較集中的清理。在調整經濟、文化政策期間，許多帶有法規性質的條例相繼出台，諸如《農業60條》、《人口及糧食問題9條》、《手工業35條》、《商業40條》、《科研14條》、《高教60條》、《工業70條》和《文藝8條》等。《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就是這調整時期的產物，它是思想文化回歸到正確路線上的一種表現，和《前線》發刊詞一脈相承。 　　當然。《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並非每篇文章鋒芒都直指無知、不實事求是、輕視教育和文化傳統的時弊，但總的傾向是可以肯定的。在實事求是精神的召喚下，“三家村”把對現實的社會問題的思考凝練成文字，就不可避免地觸及“左”傾的錯誤，從而在文化思想領域內引起了交鋒。 　　具體到文章中，有幾件事值得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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