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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同盟50年，向何處去？

http://www.CRNTT.com   2010-02-02 14:40:03

劉檸：我們已大致談了美日同盟“從何處來”的問題。在進入“向何處去”的探討之前，我還是想從日本因素切入，然後再引申到中國因素上去，因為這兩種因素很多時候呈“此消彼長”的態勢。  　　首先，美日同盟的兩個當事國美國和日本，美國是主導、是牽引動力，而日本則基本上是被主導、被牽引的角色。這點毋庸諱言。重溫同盟50年的歷史，我們看到日本始終在兩種“恐怖”感之間掙扎：被捲入戰爭的恐怖和被拋棄的恐怖。譬如，從60年代的“新安保”，到海灣戰爭，直到最近的伊拉克、阿富汗戰爭，其實都是害怕被美國捲進戰爭。從“出血”（即出戰費）不出兵，到出兵卻不出“戰鬥員”，與美軍之間刻意保持距離，旨在避免被深度捲入戰爭的流血事態。而在所謂被拋棄的恐怖的背後，則多有中國的影子：從尼克鬆秘密訪華的“越頂外交”；到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其長期停滯的狀況常被國際輿論用來與“中國崛起”相比照的“無視日本”（Japan Passing）；直到最近奧巴馬總統訪問東亞，在中國逗留四天，而在日本只呆兩天等等。我們發現，日本的鬱悶總是與中國的揚眉吐氣、沾沾自喜相伴而生，這種狀況越到後來越明顯。  　　在同盟前期（冷戰前），軍事同盟的色彩還不是特別顯著，其主要針對的目標是蘇聯，所以中國並不很敵視。甚至出於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警惕，美日安保的存在反而有令北京感到“踏實”的一面。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後冷戰”興起，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後，由於經濟崛起、軍力增長和體制不透明等原因，中國日益成為美日同盟防範、遏制的戰略目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布什-小泉時期，美日同盟空前強化，從此前的只說安保、不談同盟，到對同盟的表述半遮半掩、欲說還休，至此終於大張旗鼓地打出了同盟的旗幟，甚至自我膨脹到所謂“日美全球同盟”的程度。而強化的最主要目標，可以說只有一個，那就是遏制中國。從《周邊事態法》到“有事法制”，從自衛隊裝備升級到美軍整編，其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戰略照準：中國。對此，北京對同盟的態度也從早期的“踏實”，到警惕，近年發展到公開的輿論反制。2005年，因美日安全保障磋商達成的共同宣言中，表達了對台海問題和平解決的“戰略關注”，招致中方的激烈反彈，終於在正式發表的宣言文本中，删除有關措辭，才平息了北京的慍怒。  　　該事件是一個信號，微妙地凸顯了美日同盟遏制政策的界限。因此，對中國摒棄遏制的做法，代之以融合政策，以協調的方式，將北京整合進東亞及亞太的區域安全保障合作機制之中，以開放的姿態謀求同盟的轉型，成為近年來美、日一些主流戰略家們日益清晰的考量。但融合政策究竟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奏效，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對同盟一方“橄欖枝”的回應。這方面，迄今為止，中方似乎並未做出明確的積極姿態。或者說，不信任大於吸引力。  　　毋庸諱言，對美日來說，中國因素相當於同盟的“外壓”。外壓太大或太小，都不利於同盟的維繫和凝聚。天下沒有永遠的同盟。作為歷史長達半個世紀的悠久同盟，隨著美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後衰落進程的加速，同盟盛期已過，已進入“漂流”（日《朝日新聞》總主筆船橋洋一語）時期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地緣矛盾突出、衝突不斷、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走向尚不確定的情況下，區內唯一“百年老店”式的同盟關係的“漂流”未必是好事，無論對當事國的美日，還是中國。  　　十幾年前，曾作為美國防部長助理草擬了同盟的“新指針”，並參與制定了包括普天間基地歸還問題在內的同盟發展路線圖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談到美日同盟半個世紀的歷史時，正面評價說（同盟）“發揮了為亞洲太平洋地區帶來和平與繁榮的氧氣一般的作用”；同時，奈教授真正想表達的是後面的憂慮：“氧氣的彌足珍貴只有在失去它的時候，才會明白。但失去的時候才察覺，便為時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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