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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躍剛:中國革命與中國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09-04-10 08:23:09  


 
  韓鋼教授提出中國要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資源有限,怎麽辦?其實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已經有一個潜在的邏輯非常可怕,我是爲一個潜在的邏輯已經發生的後果而心跳不已,因爲再往前走半步就跟納粹差不多了。它的隱含的前提是,犧牲一部分人士是有正當性?不犧牲反而取得不了我們的社會福利目標? 

  我也一直在關注奧地利學派的學說,這幾年我在讀他們的著作。還有科爾奈。在分析和理解共産革命政權和集權制度,就思想資源和方法論而言,我覺得沒有其他任何社會科學比自由主義經濟學提供得更多。最近出版的米瑟斯的《社會主義》是在1920年代寫的書,我建議大家看一下,簡直就是先知。他的書是在1922年寫的,那時候列寧還沒去世。他講得很簡單,他說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裏面有一個最大的麻煩,不能進行準確的經濟核算。計劃經濟所提供的信息不能進行有效的經濟核算,不能支持你有效地管理國家。正因爲你不能有效地核算和管理,使得你的經濟總量不能增加,以至于你的全部承諾都得破産。聽了這個話是不是有點心驚肉跳的感覺?你號稱很能幹,你號稱是王熙鳳,但是在這大觀園裏頭所有給你的信息是錯誤的,不能有效地按照你的目標來實現大觀園的福利,只能讓大觀園非常迅速地崩潰。講得非常清楚。科爾奈《短缺經濟學》在80年代很大地啓發了中國思想界的一部分人。“短缺”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阿喀琉斯之踵。90年代科爾奈的《共産主義政治經濟學》講透了,有著與米瑟斯相同的結論。你是“短缺”,你的經濟總量不能增加,你的承諾不能兌現,而且帶來了嚴重的社會道德崩潰,這是你的制度本身决定的,所以你的體系崩潰只是時間問題。《社會主義》這本書是在1922年寫的,然後不斷地再版。資本主義就一定美妙?那可不是,特別是早期。當然那個“羊吃人”還有另外一個說法。英國工業化土地制度的轉移過程沒有“羊吃人”概括的那麽簡單,相對于我們土地制度的轉移根本不是一個量級的問題。“羊吃人”的地是公地收回,這個是承諾了私有化以後把土地搶回去歸公——歸官,有很大不同。即使如此,西方的人道主義者還是看到了“羊吃人”的不人道,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反省。

  中國是有個現代化問題。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承受過許多奇耻大辱,我的問題是,“現代化”是不是一個絕對的價值?“代價論”如果成立,那就有兩個推論,所有的錯誤、罪孽一是合理的,二是不得不的,就讓數千萬戰死、餓死的中國人成了孤魂野鬼?只有一種辦法能讓“代價論”合理化,讓某些歷史合理化,心安理得,萬事大吉,就是把人抽象化概念化。這是我比較大而話之地來回應你的問題。 

  回應張老師的問題。剛才我提到中國的土改總體還是暴力土改,抓、打、捆、殺,還有扎根串聯、訴苦一整套。我們如果恢復細節,你會發現這個過程裏充滿了自殺和虐殺。自殺是人受到了羞辱,羞辱以後不能存活不得不自殺。自殺現象我覺得是研究共産革命的非常重要的社會學人類學題目,從殺AB團到文革,否則無法解釋如此大規模的,長時間的自殺和虐殺的現象存在,怎麽來的?“羞辱”社會心理學的反應上是什麽?虐殺,一位八十年代參加起草一號文件的老人告訴我,他的老家是山西,他參加過一次土改虐殺的經過。一個本分地主,鬥爭完,上去一刀捅死,衣服扒光,大卸八塊,還把生殖器割掉。他說,土改殺地主是有指標的,鬥爭現場,不殺人不成。爲什麽?土地沒有了,房屋、浮財分掉了,生産資料、生活資料都沒有了,已經墮入賤民,爲什麽還要取命?後來發現,除了少數土豪劣紳,惡霸地主,絕大部分地主和富農身上承載有傳統文化符號。我去看一個村子的家族史,後面有專題要講這些人的事迹。他們往往是鄉村倫理道德的典範。中國地主、富農的積累是很艱難的,大都是自耕農的原始積累,勤儉持家,精耕細作,一分錢分成兩半花,一顆汗落地摔八瓣。趙紫陽的爺爺是地主,在家在村裏摳可是出了名的,不准吃肉,不准吃菜,不准吃白麵饃,一年四季大多數時間吃鹹菜就雜面膜;他的父親善于經營,更是勤儉持家。顯然這種財富積累的方式是受到社會和家族尊敬、效仿的。革命要把這個文化符號給徹底顛覆。雖然强制性的保證土地歸農民了,但是幷不能保證農民倫理上的心安理得。馬克思主義要想在中國鄉村社會生根,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天然衝突。這是一個標準的文化衝突——現代性問題。用消滅生命的方式來解决文化衝突問題很值得進行深入研究。起碼現在與强制性地引進西方的一套學說有關係,馬克思那是完完整整的西方學說。所以,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全盤西化的不是自由化知識分子的要求,是執政黨的具體行動,從憲法到意識形態灌輸,非常徹底。文化符號被附著在了鄉紳——地主、富農身上,不取性命很麻煩,馬克思主義呆不住,基層政權不牢固。從1947年土改到文革,從未停止過地主階級或其他鄉紳階層的的肉體消滅。這就涉及到社會控制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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