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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共克時艱 民意不可違 | |
http://www.CRNTT.com 2009-03-01 11:02:56 |
對於中國而言,目前面臨的挑戰是相當嚴峻的。且不說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三,絕非30年前較小的經濟規模可比,在龐大的基數上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更為困難;30年改革過程中繞過去的很多歷史深層次問題,30年改革後產生的很多新的深層次矛盾,都在積累、發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經濟危機中最容易發生社會不穩定。經濟高速發展時,幾乎所有社會群體都從發展中受益,區別只在於受益的多寡(貧富懸殊當然也是個嚴重問題),可謂GDP增長“一俊遮百醜”;但根據詹姆士.戴維斯的“J曲線理論”,人們的期望值容易被繁榮的經濟鼓動得很高,一旦經濟增長出現拐點,生活狀況的改善難以滿足人們的較高期望,社會上不滿情緒便高漲起來。因此,動蕩常常發生在長時期經濟繁榮之後突然蕭條的時候。2009年,經濟下行可能還沒觸底,我們還要為GDP增長“保八”而奮鬥,保持社會和諧尤其是政治穩定,與保持經濟平穩發展同樣重要。2009年這兩個“穩”字需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我們還需看到,經過30年改革,社會管理體制發生深刻變化。在經濟領域,中國人獲得了較大的自由度。在消費者權利、物權、人身自由等方面,中國人的權利意識復甦,公民維權行動得到長足發展。特別是近兩三年來,互聯網的普及,增加了社會現實矛盾的能見度,網絡輿論成為現階段最現實也最具影響力的權力監督手段。這是改革30年在社會自由和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問題也有它的另一面:社會透明度的增加,網絡監督的抬頭,必然要求形成強有力的權力制衡機制,要求廉政和依法行政,要求透明的公共財政,要求切實保障公眾的政治參與。但正如黨內外幾乎一致的共識: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建設滯後。 黨領導中國已經進行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從過去大一統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引進多種所有制和市場經濟,進行了鄧小平所謂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種我們不願看到的“革命”的發生;但要避免相當程度的社會動蕩,還必須在中國改革前30年對我們的政治體制進行了“改進和改善”後,下大決心實施較為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建設! 中國改革動力的歷史考察 深化改革,說來容易實行難。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領導者個人意識到深化改革的緊迫性,一旦試圖有所改弦更張,都有一種備受各方牽制的無力感。下一個30年,中國改革的動力何在?在世界金融危機衝擊實體經濟勢不可擋之際,用什麼力量來化“危”為“機”? 從過去30年的經驗來看,上述問題的答案只有一個:官民互動、上下借力,共度時艱。中國改革的真正動力,源自執政黨上層的政治膽識與民間力量的推動和強力支撐;化解經濟危機的力量,除了黨和政府的果斷決策、堅強領導,還需要來自民間,要十分重視發掘和釋放民間的經濟社會能量。換言之,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對民間改革動力的不信任、不鼓勵甚至是壓制;而所謂“新一輪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也不是民間不是百姓,而是缺乏遠見更缺乏擔當精神的官員。 我們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動力的歷史考察,看看來自中國民間的力量,如何與勵精圖治的幾代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上下呼應,江湖與廟堂聯動,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縛經濟發展的傳統體制,鬆動、融化了被傳統體制板結了的中國社會。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看民間的作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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