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3日電／據《半月談》報道，“放管服”改革刀刃向內，拆解了“權力套娃”，一系列惠企便民措施落地生根，各界獲得感普遍得到增強。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放管服”改革只是看起來很美，依然存在形式主義和跑偏走樣現象。本來是政府部門應該面對的問題，卻甩給了第三方機構；本來是政府部門的分內職責，卻通過購買服務的形式轉嫁出去，以購買服務之名，行推卸責任之實。
我們說，“放管服”改革，決不是在形式上打轉轉，而應在內容上做文章；不是自己說改革了就算改革，而要讓企業和群眾感受到改革的成果、改革的效果，讓政府與企業、群眾的距離越來越近，讓政府運行的效率越來越高、服務越來越好，讓政府在企業和群眾中的公信力越來越強。
必須承認，在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放管服”改革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產生了不錯的效果，也得到了企業和群眾的好評。但是，所有這些好評都是建立在實實在在的改革、實實在在的服務之上。那些形式主義的東西，仍然在制約著企業和群眾創業熱情的釋放、創新動力(310328)的增強，制約著改革紅利的釋放。因此，如何讓“放管服”改革展現出更加強大的力量，讓企業和群眾對“放管服”改革的信任度更高、信心更強，不僅要有更多新的“放管服”改革舉措，更需要對已經出台的“放管服”改革措施進行全方位的評估與檢查，防止改革跑偏，減少改革歪路，提高改革效率，增強改革信心。
需要引起關注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門，明顯存在著重新的改革舉措的出台、輕已經出台改革舉措的落實，重形式、輕內容，重表象、輕內涵，重影響、輕效果的問題。說到底，就是沒有真正處理好責權利的關係，使責權利的關係沒有真正平衡，責任的分量明顯偏輕，追求權力和利益的力度明顯偏大。
恰恰是，“放管服”改革，要的是增強責任的砝碼，減輕權力和利益的籌碼。能放手的權力盡可能放掉、能讓的利益盡可能讓掉，需要承擔的責任則要盡最大努力地承擔起來。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放管服”改革就很難向縱深推進，甚至會倒在起點上。為什麼會把屬於政府部門該面對的問題，甩給第三方機構，為什麼將政府部門分內的職責，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轉嫁，說到底，就是不願、不想、不敢承擔責任。
殊不知，在沒有推行“放管服”改革前，沒有幾個政府部門把職責和職能轉嫁給第三方機構，也沒有採用購買服務的方式。原因就在於，那時候的行政職能，主要是通過事前審批實現的，通過收費等完成的，且這些權力和利益，大多由政府職能部門、權力機關運用，屬於“多勞多得、不勞而獲”形式。傳導到企業和群眾，就是要不停地圍著政府部門轉、圍著權力的指揮棒轉。因此，各種吃拿卡要也就屢禁不止。所謂責任，也就基本被權力和利益所淹沒。
推行“放管服”改革以後，權力和利益的砝碼開始向責任轉移，責任的分量越來越重，追責的概率也越來越大了。雖然也想守住已經形成的既得權力和利益，但是，面對責任的壓力越來越大，風險越來越多，也就不得不“看淡”權力和利益，達到減少責任的目的。即便是必須承擔的責任，也想方設法地轉嫁給第三方機構和購買服務。
顯然，這是與“放管服”改革背道而馳的。因為，“放管服”改革釋放的是權力和利益，是要讓企業和群眾少跑腿、少浪費時間、少付出無謂的支出和精力，而不是到另一個平台去承受原有的痛苦。如果把該由政府部門解決的問題、承擔的職責轉嫁給第三方機構和其他服務部門，就是明顯的推卸責任，是不作為。如此，就必須回過頭來，對已經出台的“放管服”改革措施進行反思，對沒有盡到的責任進行重新界定。如果確實是部門轉嫁給第三方機構和其他服務組織，就必須嚴厲問責，追究相關部門的責任。“放管服”改革，決不能成為責任和權力一並下放的改革。“放管服”改革，必須以增強政府部門的責任為落腳點，讓責任和權力、利益更加協調，責任重於權力和利益。
所以，在進一步推進“放管服”改革的同時，必須建立“放管服”改革效率與效果、質量與水平的評估評價機制，由社會中介機構、企業和群眾共同來評判。凡是問題較多、反響較大、落實措施不力的部門和單位，追究部門主要負責人的責任，並在幹部選拔、任用等方面，更加嚴厲和規範。只有這樣，“放管服”改革才不會跑偏，弱化責任的現象才能得到有效糾正。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作者：譚浩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