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8日電／中國證券報刊載興業銀行資深經濟學家魯政委的文章說，根據筆者依照此前數度中美匯率問題上較量歸納出的“三部曲”——海外黑雲壓城、中美“口水仗”和美方消毒，三步走完之後就該人民幣升值了。從3月26日國內媒體驟然轉變的口風來看，美方已迅速推進到了“消毒階段”。雖然消毒還是初步的，中美協商的層次和範圍都還有待提升，但畢竟已開始。基於此，筆者預感到，很可能人民幣不得在5月份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前後（5-7月份）再度重啟升值進程。
雖然依照筆者個人的看法，由於美元已在走強過程中，就是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穩定的情況，也已被動升值，因而，本次重啟預期與其說是老調重提的“升值”，還不如說是從真正意義上變得“更富有彈性”，年內應該趨勢性升值空間有限。但是，最終實際的結果依然無法逆料。
支持升值者表示，匯率升值將有助於優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然而，不少理論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時間軸”，認為結構調整可在迅速的匯率升值面前近乎無時差地完成。而實際情況則是，結構的改善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匯率的過快、過度升值，其最終結果很可能是不僅無法優化結構，反倒導致結構問題積重難返。這使得我們不得不擔心，在此前已然對美元升值20%的基礎上重開升值，如果節奏、幅度和策略把握不好，將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讓我們來觀察一下日本當年的經驗。資料顯示，在1960年日本“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前，日本工人工資的年度增長率自1953年以來是逐年下降的。但這種情況在1960年出現“劉易斯拐點”之後出現了反轉，自那之後到1970年日元開始試探性兌美元升值之前，得益於出口爆發式的增長，日本國內工人工資出現了年均11.2%的增長，最低年份（1965年）也有8.7%，最高年份（1970年）甚至達到了15.4%。與中國的情形類似，在升值之初的6年裡，日本國內的工人工資並未受到負面影響，甚至還出現了加速。在1971-1976 年間的平均增幅為17.4%，增速最低的年份（1976 年）也有12.5%。但由於持續升值，從1977年開始，日本的工人工資增速開始出現斷裂性地顯著下降，到1984年增速已下落到只有3.3%，進入1953 年以來的歷史最低增速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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