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5日電／台灣政論家南方朔今天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說，我們常說“眼見為憑”和“記得為真”，但我們可能疏忽了，在有關記憶的國度，一直存在著一種以“正義”為名，以“喚起失去的記憶”為手段，實質上則是要製造出“被鼓勵出走的假記憶”（Encouraged false memory）這種對記憶的操弄之“記憶政治學”。
這個有關記憶問題的討論，乃是一九九三年下半年美國學術界最重要的課題。而這個問題會出現，其實有著許多令人扼腕歎息的故事。因為，美國一九八○年代，乃是兒童遭到性虐待問題被炒做得鬧滾滾的時代，許多幼稚園和中小學的家長都出面指控其子女遭到性虐待。其中最著名的乃是加州曼哈坦海灘區一所考克馬汀幼稚園，一群家長集體提出訴訟，指控校長老師性虐待。
這些家長的證據是，他們的子女在遭到性虐待後已不復記得，幸好有“記憶恢復專家”（Recovery specialists）主持正義，終於讓兒童恢復了記憶，這起訴訟官司打了七年之久。它起初一付正義懍然的模樣，但打到後來卻簡直成了法庭大鬧劇。因為經過法庭持續的傳喚與作證，終於發現所謂的“被喚起的記憶”，其實都只不過是“記憶恢復專家”透過暗示、鼓勵、強壓，而造成的“被鼓勵出來的假記憶”。
由於此案太過荒誕喧鬧及卑鄙齷齪，主審法官遂在教訓原告之後，將此案撤銷。但該幼稚園的校長老師經過七年被人喊打喊殺的凌辱，不但早已破產，甚至精神名譽所受的傷害，都再也無法恢復。而與他們處境相同的受害者，在那個時代可真不少。這使得九三和九四年間，有關記憶真假和記憶如何被操弄的學術著作，開始大量出現。
因此，由美國的上述學術公案，我們已知道記憶是可被操弄的，而且很容易被操弄。而以恢復記憶為名的專家，他們所謂的記憶之正義，則只不過是在編造有利於己，但卻羅織和迫害他人的假記憶，由美國的這段故事，就必須提到在政治上，最早對這個問題做出警告的十九世紀英國主要思想家哈茲立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了。
哈茲立特出生於民主初興，英國各教派和各地域互揭瘡疤，都在把歷史當做政治籌碼，事實上則是恨的政治學大行其道的時刻，於是他在影響十九世紀英國政治文化極重要的《直言集》裡，寫下〈恨的樂趣〉這一章。其中曰：
─“仇恨之可以讓人快樂，乃是它有如含毒礦物質，會腐蝕掉宗教心，並將之轉化成一種怨恨的仇外及偏執；把愛國變成對別人家園放火，散布瘟疫和饑饉的藉口；把美德變成摻砂子挖牆角；以一種褊狹、嫉恨，有如宗教陪審團委員的眼光盯著別人。”
─“他們操弄歷史，…把我們帶回到血仇相殺，強烈的妒恨與反感，以及野蠻過去的那種大蹂躪、大破壞、錯誤及復仇之中，從而讓政治和宗教的偏見與致命的敵對性有了基礎…，讓我們丟開了文明的規範和心性的脆弱面紗。”
─“人的本能由恨造成，如果不拿甚麼來恨，我們的思想和行為就會失去源泉；生命如果沒有仇怨和無法駕馭的激情，彷彿就變成了一灘死水。我們自己幸福的光芒，必須把周遭全都儘可能塗黑；否則即無法突顯。…這不正是人性弱點或邪惡嗎？而在這裡面，其實有著一種祕密的相近關係，人的心裡，對邪惡有著一種渴望，它以一種對災難採取幸災樂禍的態度，因為這才是永遠不會失敗得遂所願的來源啊。純粹向善，會讓人疲倦而想要變化，痛苦的滋味雖苦而甜，永遠不會吃得太飽。愛的耽溺沉迷會造成冷漠倦怠，而只有恨會永恆不朽。”
政治上，以正義之名，政客當起“記憶恢復專家”，要在歷史的縫隙裡恢復人們的記憶，其實卻是在加工生產著假記憶，這種事情在人類政治史上早已屢見不鮮，當任何政治體系存在著族群問題，它就提供了這種政治上的“記憶恢復專家”最好的表演舞台。最近過世的耶魯大學史學教授彼得．蓋伊（Peter Gay）在反省歐洲十九世紀政治意識形態時，就在《恨的培養》一書裡指出，利用歷史當政治工具，以一種一半拉抬自己，一半提供發洩，同時也是製造敵對，但卻經過精打細算的“恨的政治學”遂告興起。他認為這是一種“色情式的民主”（Erotic Democracy），因為這種在歷史裡找仇恨用以煽動的民主極為廉價而有效，並且很容易讓群眾的侵略本能獲得鼓勵，而藉著準色情式的煽動言辭，而讓煽動家和徒眾之間建立少有的感情親密連結，在仇恨中團結，其實也是民粹主義的最高境界！恨的政治學之所以天下無敵，乃是它透過清算式的修辭，製造出了不容許出聲的氛圍。它透過佔領過去的歷史，而要佔領未來。
南方朔說，而令人悲傷的，乃是近年來的台灣政治，並不按照普世早已有一致標準的民主準則來辦事，翻來覆去，明言或不明言的，不斷玩著符號遊戲的，都是這種記憶和歷史的恨的政治學。每到選舉，這種伎倆必定登場一次，如果我們不健忘，當記得上次選舉的中正機場改名之事吧。由於未來的選舉更為嚴峻，於是當今這一波記憶和歷史的權力遊戲就更加變本加厲，並換上了似是而非的其他口號來包裝。當政治人物已無法用政績和對人民福祉的承諾來求取支持，記憶和歷史遂成了選票的唯一來源，當搞政治的要從死人骨髓裡敲打出選票，這樣的民主豈不很悲哀嗎？
其實，在急獨的意識形態裡一向認為，不管能力和政績，也無需道德和操守，只要永遠不斷圍繞著記憶、歷史和族群問題做文章，凸顯永遠的仇恨與對立，自然而然就會有一天讓台灣政黨結構依族群大小而畫分，意思就是說台灣將出現一個萬年執政的台灣人黨，另一個永遠在野的外省黨，這點乃是急獨最後的前提與手段。目前的台灣，愈來愈多人都可以琅琅上口宣稱自己是二二八受害者，愈來愈多人都可以不假思索即講出一堆白色恐怖的親身經驗，這都是置入性記憶和置入性歷史的成效。最徹底的權力，乃是可以在有了權力後改變歷史和記憶，這點在台灣早已毋庸置疑。近代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導演布努塔（Luis Bunuel,1900-1983）曾說過：“記憶也許是全能的，不可少的，然而它同時也是非常的虛弱易碎，而造成它如此脆弱的，除了它長久的敵人─遺忘之外，還有就是錯誤的記憶。”或許他的這段話還應該再加上“被鼓勵出來的假記憶”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