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28日電／日前，南開大學對28名入學9年以上仍未能提交博士論文的博士生，頒發結業證書，這意味著這些博士生喪失了畢業答辯的資格。
《新京報》今日刊登社論說，南開大學的做法，不是國內首創。在國內大多數擁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高校中，都有超過一定年限而自動喪失畢業、學位論文答辯資格的相關規定。這些學校大多要求在6年內完成答辯，有的院校稍長，達到了8年。
中國的博士學位制度是向發達國家學習和借鑒的產物，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在發展初期，體現在更為嚴格的入學資格考試和相對寬鬆的畢業要求，即所謂“嚴進寬出”；博士生或博士候選人與博士的身份相對模糊，除了違紀而失去學籍，博士生一般總能獲得學位。
社論指出，但近年來，隨著研究生的擴招，入學標準明顯降低，為了保證教育品質，很多培養單位對學位論文的品質越來越重視。從取得答辯資格，到順利通過最終的論文答辯，博士生需要使出渾身解數。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越來越多的博士生延期畢業。在一些重點綜合性高校中，未能在基本學習年限內按期畢業的人數甚至占到一半。針對這個趨勢，一些高校延長了基本學習年限，比如北京大學，已經把3年制博士培養改為4年。
當然，這樣做可能造成的現實困境是，如果任由無限延期答辯，會使得佔用教育資源、享受博士生身份的人數不斷增長，甚至使一些根本不具備學術研究能力的人長期享受資源。所以，南開大學的做法有其現實原因。但總的看來，此種做法並非最優的選擇，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博士培養制度的靈活性。
比如，在美國的教育培養制度中，本科階段原則上是開放式的，到了博士階段，博士候選人的遴選是比較嚴格的。原則上是使有學術研究能力的人，有著更為充分的條件（包括寬容的時限）去讀博士，重點在規範的候選人遴選與答辯制度的保障上。
社論再指出，至於那些獲得了博士候選人資格的博士生，長期不能滿足答辯要求，國外的做法要更為寬容一些。比如日本，培養上限長達9年，而9年後，並不是就沒有了博士答辯的資格，學位申請人所失去的，是“課程博士”的身份，而可以以“論文博士”的身份申請答辯。區別在於，後者比前者在論文的原創性上要求要高。
另外，在博士延期答辯的過程中，延期越長，個人所交納的培養費用將會逐年增長，所享受的資源條件（如圖書館等）的限制也愈加苛刻，申請人自行承擔的經濟壓力也愈加增大。這種以強化學術要求，提高個人經濟代價的調控方法，我們可以借鑒。
其實，對於長時間延期答辯的博士生來說，他們已經基本修滿了所需要的學分，完成了研修的課程，但又不能滿足答辯申請要求，或順利通過答辯，這裏邊的原因是複雜多樣的。排除自身努力的主觀因素，學術研究的困難性和複雜性是難以忽視的，所以，純粹用“一刀切”的年限規定加以限制，未必符合科學研究的規律，也未必能達成保證培養品質的初衷。
社論認為，所以，要解決“延期問題”，增加博士生培養機制的靈活性無疑更值得考慮。比如認真搞好博士生的中期考核，在教育資源投入不大的情況下儘早分流；同時，確保嚴格按照科研要求來組織學位論文答辯；並通過收費手段把延期造成的經濟壓力向延期者自身轉移等。
總之，永久取消答辯資格，輕易終結一項在論文開題中被確認為有價值的研究，不是最優的選擇。集思廣益，加強研究，解決超長“延期問題”，其實仍有選擇空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