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7日電／台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解嚴二十周年，蔣經國的角色引發討論。蔣氏解嚴是回應戒嚴三十餘年來的內外壓力，有其被動性，這一點應無爭議；但蔣氏解嚴亦是出於他對台灣的責任心與使命感，有其主動性，此點亦無疑義。
古今中外的諸多類似事例中，許多人處在與蔣經國相似的地位，卻作出完全相反之抉擇者比比皆是。蔣經國決定解嚴，且解嚴之所以能成為“和平革命”，主要亦是因他在經濟、政治、教育、社會各方面已經完成了厚實的前置作業所致。
如今回顧，蔣經國立意解嚴，並為解嚴作準備，其軌跡十分清楚。例如：1985年（李登輝任“副總統”之第二年），蔣經國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即宣示“蔣家第三代不能也不會繼任中華民國總統”，緊接著在1986年接受美國《新聞周刊》專訪再宣示“會在完成國家法令修訂後，宣布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其間又將王昇及蔣孝武等相繼外放，這些皆可看出蔣經國精心部署的決志與步驟。
社論指出，蔣經國的部署，亦包括了拔擢李登輝為“副總統”。今人對蔣李當年的關係頗多猜臆，國民黨大老間甚至有人認為，蔣當年並非屬意李作繼承者。此種論調或許是在為蔣氏錯用李登輝作修飾，亦或許是在打擊李作為繼承者的正當性；但是，此種說法其實亦貶損了蔣經國欲為台灣族群問題尋求出口，及欲為政治轉型籌備條件的誠意與苦心。李登輝後來的一切應由李登輝自己負責，但不能倒果為因，抹殺了蔣經國提攜李登輝的善意。
如今，主流見解皆認為，若非蔣經國親自宣布解嚴，解嚴即不可能實現；連李登輝也承認，若非蔣氏在生前宣布解嚴，確立了大方向，“就算我當上總統，可能也無法推動民主化”。然而，還有一點不宜忽略者，蔣經國以李登輝為“副總統”，實質上完成了在統治主體族群換軌的預備工程，這也是一件非蔣經國親手主導即不可能辦到的大事。
1971年代開始，蔣經國已將“本土化”懸為公開路線，即所謂的“吹台青”。1976年，台獨人士以郵包炸彈重傷省主席謝東閔，即是在干擾蔣經國的本土化路線；但蔣經國卻仍在1978年將手、炸傷眼的謝東閔擢舉為“副總統”，即在展示其決志。至1984年，謝東閔任滿，蔣經國又擢舉李登輝為“副總統”，這當然顯示“副總統是台灣人”的政治軌道已經鞏固。且李登輝並非憑空冒出，而是經台北市長、省政府主席等標準程序躐等而上；何況李登輝任“副總統”時僅六十歲，蔣氏將李置於身旁，輔導甚殷，李亦參贊甚多，因而日後李自稱畢業於“蔣經國學校”，更尊蔣經國與上帝同為其“導師”。故而，若謂當時已為病體所苦的蔣經國，心中沒有以李登輝為繼承者的意念，或沒有親手將總統職位交給“台灣人”的政治規劃，這類說法對蔣經國恐失公道。
蔣經國當然知道李登輝出身皇民家族及曾經參加台共，卻可能認為這樣的身世會使李更能體悟台灣問題的複雜性。豈料李登輝卻從制定《國統綱領》一路變化至“正名制憲”；從“大家皆是新台灣人”，一路變化至“只有主張台獨者始是台灣人”。蔣經國或許認為，李登輝的“台灣人”身分可以引導族群融合，李登輝椅子坐三分之一的沉潛亦堪忍辱負重；誰知李登輝最後竟然走上撕裂族群，及黑金毀憲的絕路。這一切的一切，皆不是因蔣經國選了一位“台灣人”作繼承者所可能導致的必然錯誤，而是因竟然挑上了心術不正的李登輝。
可以這麼說：如果蔣經國未親自宣布解嚴及開放赴大陸探親，必使後繼者陷入極大困境；而蔣經國既宣布了解嚴與探親，後繼者無論是不是李登輝，皆可繼承蔣的政治遺產。但後來解嚴後的台灣竟被導入今日的凶惡情勢，卻絕非蔣氏的初衷，而是李登輝無可逃逭的歷史罪咎。
社論認為，探討戒嚴與解嚴，蔣經國有功有過，但應是功大於過。蔣經國不是賣台集團，蔣經國也不是“中共同路人”。他選擇一位“台灣人”作為他的繼承者，並親自主導解嚴為繼任者開路，尤其顯示了他對接班人及對台灣的善意與苦心。至於繼任者李登輝竟然變成了今日的政治妖孽，又使台灣破敗至此，這也不是因李登輝是“台灣人”，而只因李登輝是李登輝。
蔣經國成就了解嚴，但解嚴後的台灣幾可謂毀於李登輝之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