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克強 江西南昌市 退休公務員
博古（秦邦憲）作為黨中央一任主要領導人，曾犯教條主義、盲動主義、冒險主義錯誤，使全黨全軍遭受極其嚴重損失，一度處於極端危險的境地。直到遵義會議清算其錯誤，爾後終止其領導地位，才使黨和軍隊轉危為安。過去，人們對博古的了解，大抵如此而已。
其實，博古也還有其值得後人景仰和稱道的一面。
博古對於黨內民主的身體力行，很是難能可貴。從1931年起，博古作為黨中央三常委之一“負總責”，繼而任總書記，到遵義會議時，他擔任一把手已長達4年。在遵義會議上，與會者對其錯誤開展了嚴厲批評，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在那麼大的“火力”下，沒有失態，始終認真對待同志們的批評指責，虛心聽取並做詳細筆記。雖然他當時還不認為這些批評都正確，但仍表態說：“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只要是多數人的決定，我個人嚴格服從，總書記的職務可以交給更適合的同志。”會後不久，他就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
可以說，遵義會議是黨內民主的典範。一把手虛心接受來自來領導集體成員和“下面”的批評，服從多數人關於自己去留的決定，博古同志值得後人追懷。同時，領導集體其他成員和“下面”同志敢於對一把手提出幾近“彈劾”的嚴厲批評，這種民主意識、責任意識尤其值得推崇。從這種意義說，遵義會議的成功是博古同志與領導集體其他成員以及“下面”同志共同成就的傑作。
而今，報端不時有關於某個地方和部門一把手大搞政績工程、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以及其他重大決策錯誤而造成巨大損失的報道，卻從來不見有關地方和部門領導集體其他成員和“下面”同志對其提出批評、予以制止並追究其責任的消息。問題直到中央派了檢查組來才得以暴露。說明一些地方和部門的一把手遠遠不及博古同志的氣度，老虎屁股摸不得；而一把手周圍的同志也缺乏民主意識、責任意識。好官我自為之，責任是不負的。唯“一把手”馬首是瞻總歸有好處。
博古同志“能上能下”，這也在全黨帶了個好頭。其實，在遵義會議那個年代就開始搞“問責”了，領導集體和“下面”的同志對最高領導人問責，而最高領導人必須為自己造成的嚴重後果擔責。博古離開總書記崗位後被降職使用，先後擔任紅軍野戰政治部主任、新華通訊社社長、中央組織部長、中共中央長江局以及南方局組織部長、《解放日報》社社長。在與國民黨談判期間，還曾任中共談判代表。從中央最高“級別”降到“省部級”甚至“司局級”。然而他並無怨言，“革命幹部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幹一行愛一行，直至殉難。
近幾年也常見“問責”的消息見諸報端，但因失職瀆職被組織免職的官員，卻往往受到刻意呵護。不但一律保留原級別待遇作修養式賦閑，而且短時間後又在另一個同級別崗位上“複出”。這種情況已是屢見不鮮。民眾頗多微詞：這樣的問責到位了嗎？！問責就是監督，問責不到位就是監督不到位。而監督又是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沒有監督的民主，是空泛的民主；沒有民主的監督，是無力的監督。
遵義會議對於我們在新時期如何充分發揚民主，強化監督，有著深刻的啟示，值得認真借鑒。
說到這兒，還想說兩句有關博古的話：現在講究幹部四化，首推年輕化，如有“70後”進入省部級、“80後”進入地廳級的，往往被一些媒體捧為政治新星。其實這些官員與博古比起來也不算太年輕。博古擔任黨中央“一把手”時才24歲。在遵義會議上表現出那樣大度時，他才29歲。1946年殉難時才39歲。說到知識化、專業化，博古與當今許多碩士、博士、博士後官員相比也毫不遜色。他精通俄文，有較深的馬列理論基礎，譯有《蘇聯共產黨歷史簡明教程》、《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卡爾•馬克思》、《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等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