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國內的非政府組織，絕大部分善款均來自企業的大額捐贈，而公衆似乎還是一塊尚未開發的領地。國際NGO的籌款之道提示本土組織：現在是開發平民捐贈資源的時候了。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是第一個由中國政府授權、可以在中國境內管理籌款的國際機構。然而，對於UNICEF，這種籌款資格與其說是可以在中國合法籌款，不如說是可以在中國進行一個公衆籌款的“試驗”——一個非常嚴肅的“試驗”。
“在中國，從公衆個人中籌款是一個更加有爭議的領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中國辦事處新聞處處長Charles說，儘管UNICEF在中國所做的“直郵”籌款試驗中，很多中國人願意以這種方式反饋，Charles也認爲收穫不錯，但是，用這種中國人幾乎聞所未聞的方式進行公衆籌款，在中國引發了曾經意想不到的問題，比如，很多人的第一反應不是决定自己該不該捐贈，而是“你們怎麽知道我的地址？是不是侵犯了我的隱私權”的疑惑。
“直郵”籌款在英國、美國或者香港是人們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會對信件感興趣，有的人則不感興趣，但絕對不會奇怪。
“但‘直郵’在中國還是太新鮮。”Charles說：“我們不得不在這個問題上和政府一起合作，尋找從公衆中籌集更多資金的方式。”
無論這場“試驗”進展如何，UNICEF還是非常看重“直郵”。Charles認爲，通過“直郵”籌款信件，組織會逐漸建立一個網絡，這樣，才會有人慢慢地、有規律地反饋。同時，這個支持網絡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可以有規律地籌集資金，更多的是可以提昇中國公衆的一種意識：意識到中國兒童目前的處境。另外，通過“直郵”，募款也可以發現中國公衆最感興趣的問題和最佳籌款方式。
香港人定期捐款成習慣
不僅是“直郵”太新鮮，就連“慈善”在大部分中國人眼里，還是與己無關的“富人行爲”。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國，企業非常樂意與NGO結盟，NGO也非常樂意與企業攀親。在“慈善企業排行榜”、“慈善家排行榜”搶盡風頭的情况下，中國人似乎更樂意津津樂道于企業和企業家的闊綽，而很少去考慮公民的社會責任意識。
爲了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進步，福特基金會在中國投入了大量資金。但駐華首席代表華安德指出：“推動中國公民社會進步，不能完全靠國際資助，國內慈善更重要。”這句話可以理解爲：我們不能完全依賴國際NGO大量向國內輸血的模式，而要注重本國的自我造血能力——這種能力來自中國每一位普通公衆的慈善意識和慈善行爲。
去過香港的人除了驚嘆于香港的繁華，更會驚嘆于香港公民社會的發達程度：地鐵、火車站出口，行人天橋、巴士站或碼頭，經常會看到募捐者的身影。募捐者的年齡從孩童到中年到老者不等，他們募捐來的錢，很大一部分通過香港註册的NGO用在中國大陸。香港樂施會96%的資金來自個人，樂施會相信，捐款者不僅僅是資金的來源，也代表了他們對樂施會宗旨和發展策略的支持，沒有對樂施會工作的認同感和一種真正的慈善意識，就不會有5萬香港市民每月定期從工資收入中向樂施會捐款。
公衆籌款好處多
很多國際NGO把從公衆中籌集的款項作爲機構主要的財政來源，是因爲公衆籌款有不可比擬的優勢。
一是保證機構獨立性。衆所週知，NGO應該是獨立于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在社會中發揮政府和企業所不能發揮的作用。但NGO的獨立首先要保證其財政來源的獨立性，祗有財政獨立，NGO才能獨立作出符合機構理念的方案和採取獨立行動。(香港)無國界醫生用鮮血的代價論證著機構從一開始就堅持的獨立原則，這種獨立性最根本來源于所依賴的大衆捐款。
二是保證機構資金來源的固定性和機構穩定性。“積少成多，集腋成裘”，每個人捐助很少，但若集中在一起，數目也非常客觀，同時，即使個別捐款者發生某種變化，不再捐助，資金總額也不會受太大影響，機構可以按照規劃平穩發展。香港樂施會現時有超過88000名“樂施之友”，雖然每人每月捐款50、100、200元不等，但一年可爲樂施會帶來約9000萬港幣的收入。
三是起到很好的公衆教育作用。每個NGO，即使是祗從事項目運作的NGO，也肩負倡導的使命，需要進行公衆教育。NGO用出“十八班武義”向公衆籌款的過程，就是一個教育過程，而公衆向機構捐款，可看做是機構達到了教育目的。
四是保證機構的工作成效,更有效監督機構工作。捐款者有權利知道所捐資金用途，NGO需要對每一個捐款者問責，這種壓力將會保證機構開展工作的透明和成效。樂施會認爲，正因爲資金主要來自公衆，所以樂施會有非常嚴格地問責性，也就是社會交代。“捐款人非常關注我們的資金去嚮和如何使用在項目上的。”這種嚴格的問責性在贏得公衆信任的同時，保證了下一步資金的來源。嚴格的問責性和信譽使樂施會在經濟不景氣的情况下，籌款額仍能不斷增長，從去年的8000萬增加到今年的1億多。
當然，以公衆個人捐款爲主，幷不意味著完全拒絕企業捐助。祗是，NGO在看重企業“財大氣粗”的同時，要堅持機構理念，幷去影響企業內部政策，儘可能去影響企業成爲“負責任”企業，而不是受所捐助企業控製成爲“廣告平台”。
英國救助兒童會强調“不能陷入捐贈者主導、合作夥伴主導的模式”。但是他們在企業面前也不是“無動于衷”，也希望將來能“通過籌資和中國工商界建立聯繫，影響工商界的領導和員工，促進他們對兒童問題的關注，同時，可以幫助企業實現社會責任，爲社區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當然，對於烟草、酒類、制藥公司之類企業的捐助，NGO基本上拒絕接受。國際行動援助將認爲“直接或間接損害發展中國家貧窮農民及其社區的利益的跨國公司”列在了拒絕接受捐助的公司的“黑名單”上。
很多籌款人認爲，影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最主要的動力和力量也是公衆，因爲他們是企業利潤的源泉。所以，NGO影響每一位普通公衆的同時，也就是在影響企業的决策，影響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公衆捐贈：先認同，再行動
國內很多組織將希望寄託在國際NGO和企業的資助上，但是國際資助機構總有一天會離開中國，而且也不會有“常青”的企業，進行公衆籌款是大勢所趨，况且，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也爲NGO進行公衆籌募奠定了物質基礎。
UNICEF安排中國政府官員去考察其在開展項目的國家如何開展籌款工作，目的是建立中國政府的信心：UNICEF在中國公衆中可以籌集到錢，因爲由於中國經濟的增長，有很多富裕的中國人，他們非常真誠的願意去幫助那些在農村地區沒有富裕起來的人。Charles說，他們所需要的祗是找一個平台。這個平台是可以信任、透明的。“你也知道，很多以慈善的目的捐來的錢，最終沒有用到真正的用途，一些錢失踪了。”Charles說。
現在主要靠INGO資助來求生存的中國本土NGO，即使取得了公衆籌款資格，公衆一定會把捐錢給你嗎？
在香港，一位依靠低保生活的老太太，不捨得乘 出租車，也不捨得做地鐵，換乘了不同的公交車才到達宣明會(中國)的香港辦公室。她去的目的是爲了把自己積攢的錢捐給宣明會。“籌款祗是結果，是別人共享機構理念的結果。”這是宣明會(中國)副總監王超的認識。老太太捐款的動力源于對宣明會工作的信任，對宣明會理念的認同。
中國本土NGO如何取得中國公衆的信任和認同？首先是機構本身的工作領域，公衆是不是認爲重要幷接受；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機構的信譽，本身機構治理情况、透明度和誠信，也就是公衆是否認爲你是一個可以信賴，把錢交給你非常放心的機構，你可以幫助個體的公衆，運用綜合的力量去完成一個共同的願望。
Charles說，作爲我們這樣一個負責任的渠道，就是要幫助中國一些富裕的人能够去幫助他們想去幫助的人。
什麽時候，中國的本土NGO也可以自信滿滿的說出這樣一句話，那麽離可以進行公衆籌募的日子也不會太遠了。
當然，從宣明會(中國)、中國綠色和平、香港樂施會的經驗來看，捐款的公衆大部分都不是太有錢的人，這些人大都“低於社會的中等收入水平”。動員中國處於金字塔頂端的人的捐款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動員龐大的金字塔頂端以下的人群的慈善意識，這是中國慈善事業真正的寶藏。
來源: 公益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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