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對此事件“直接誘因”還存有爭議，不可否認的是，“抑鬱症”因素確乎是整個過程中最核心的焦點所在。作為一類特殊的、影響廣泛的精神疾病，抑鬱症近年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包容、關懷抑鬱症病患是政治正確，確保公共秩序與安全則是現實關切。兩者如何調和，考驗情懷、考驗智慧。
事實上，關於抑鬱症患者到底能否乘坐飛機，現有的法律法規并沒有明確規定。《中國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國內運輸規則》第34條規定，傳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況可能危及自身或影響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承運人不予承運……但是，所謂“可能危及自身或影響其他旅客安全”是高度主觀、模糊的，其只能取決於現場工作人員臨場的即時判斷。由此，實則往往是由航班機長自主決定抑鬱症患者等特殊乘客能否登機。
按照公衆期待，航司最好當然是在嚴把安全關的同時，努力做到人性化、溫情化管理。然而不得不說的，這是“理想狀態”，實際情況錯綜複雜，很多時候確實是難以做到兩全。再者說，在“責任機長”“機長負責制”的規則下，機長等管理者基於“風險最小化”的自我保護邏輯，對“有潛在風險乘客”的處理，自然傾向於審慎、保守——若是“放行”將面臨不確定性，而“勸退”則幾乎不用承擔任何後果，做出何種選擇，是顯而易見的。
航司的做法很容易理解，但絕不意味著，就是可以接受的。現在真正關鍵的問題是，現有制服框架下，對於病患乘客的承運，航司機長擁有的權力過大，要承擔的責任也過大。這貌似是權責對等，實則是極不科學的規則設計。因為，從長遠來看，這必會變相抑制抑鬱症等病患乘坐飛機的機會。法律法規的含糊其辭，讓航空公司在處置此類事態時，通常謹小慎微乃至頻頻充當“惡人”。要從根本上為此破題，就必須厘清立法規範，針對“病患潛在危害”的評定給出細化標准，并提前就不同情況的患者預設差異化的承運方案。
抑鬱症患者被拒絕登機，這貌似是航司與乘客的糾紛，實則遠不止於此。只有直面根本問題，才可在公共安全與人性關懷之間，達致平衡。（來源：封面新聞 作者：蔣璟璟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