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汹疫情面前，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但最不應該的是以身試法。日前，深圳警方對多次隱瞞疫情發生地行程和發熱病情的範某，以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偵查。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而且是涉嫌刑事犯罪，範某所為有沒有這麼嚴重？在近段時間全國各地已陸續出現類似案例的背景下，相信越來越多的人對此已經不再有疑問。
疫情凶險，這不是危言聳聽，更不是誇大其詞。此前各界呼籲有疫情發生地旅行史、接觸史的人群主動隔離、申報，也不乏地方對發現相應症狀、被隔離居民以平和友善的幫扶，這是社會倡導層面的人性互助。
另一個層面，故意隱瞞疫情發生地行程和自身已經表現出的症狀、病情，繼而影響甚至傷害與其接觸的人，就不僅是個人私德範疇，其嚴重後果正在得到驗證。在山東濰坊，就有因患者隱瞞旅行史和接觸史導致68名醫務人員被隔離，類似情況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并非個案，從青海西寧到吉林長春，從四川內江到江蘇徐州，均有類似案例發生并被啓動刑事追責程序。
事實上，制度層面對疫情防控中所涉法律問題的應對，早在上一次SARS疫情發生後就有相對完整的立法和司法跟進。2003年5月，“兩高”針對“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聯合出台司法解釋，對“故意傳播突發傳染病病原體”“患有突發傳染病或者疑似突發傳染病而拒絕接受檢疫、強制隔離或者治療，過失造成傳染病傳播”的行為，明確了其“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認定。
盡管現行刑法對上述行為并未有明確列舉，但作為與放火、爆炸、決水、投放危險物質等“一樣具有相當性的危險方法”，明知自身具有疫情發生地接觸史而故意隱瞞、無節制無防護地出行，其對不確定人群的健康、安全乃至社會秩序造成的侵害，在此時也迫切需要法律及時亮明態度，以捍衛非常時期的社會秩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