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高爾夫球場，儘管2004年禁令頒布以來一直少有如此令人震驚的數字被報道出來，但從近些年的新聞報道來看，400多家高爾夫的違建，這個數字是很符合民眾預測的。儘管不少新聞的起源都是違規用地、侵占耕地之類，但違規項目常是指向高爾夫球場的建設。當然，這些新聞中總是會提及國土部的禁令，可以說，國土部關於高爾夫球場的禁令在媒體上的曝光率一直挺高。
一項禁令因為三番五次被違反而成就了高曝光率，這實在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情。我們甚至懷疑，如果不是有如此多的違建被媒體曝光，這條禁令會不會壓根就被人們遺忘了。
有人將那些無視禁令而修建起來的高爾夫球場歸咎於相關部門的監管不力，但現實卻顯然不是監管不力那麼簡單。如果是一兩家高爾夫的違建，那有可能是監管不力，只需要對監管者進行嚴厲問責，便能恢復禁令的權威性。然而，面對著400多家違建高爾夫球場，而且其大多打著體育公園、綠化項目的旗號進行建設，單靠開發商的投機取巧是不可能實現的。
所以，違建高爾夫球場的問題不是監管者沒管好，也不是管不了，而是監管者不願管，甚至是在往突破禁令上使勁，這便是典型的政令不通。就像教育部前副部長張保慶在2005年所說的，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政令不通，領導機關制定的東西有時都出不了自己的大門。結果，這個2004年的禁令就恰恰遭遇了這個“最大的問題”。
這其中自然有地方政府面對的利益驅動，不管是從土地財政還是招商引資的角度講，高爾夫項目對於地方政府而言都具有足夠的吸引力。在目前GDP為主導的考核體系下，社會綜合效益和環保等因素顯然無法與高爾夫球場的吸引力相抗衡。發布禁令的初衷，便在於制約地方政府對高爾夫這種奢華項目的欲求，可在政令不通的情況下，這條禁令儼然遭遇了被架空的命運。
其實，導致政令不通的原因往往是權力過於集中，如果是開發商投機取巧，我們要期待監管者的發力，如果監管者也同流合污，我們便需要對地方權力的有效制約。可是，很常見的情況卻是，地方政府在安排土地項目上並未受到來自民眾、媒體、甚至主管部門的足夠制約和監督。如果不能改變這種因權力過於集中所照成的政令不通，那麼高爾夫球場禁令絕不會是最後一個被架空的禁令。（時間：6月21日 來源：華商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