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廣州11月23日電／上海證券報今日載文說，外匯儲備毫無懸念地突破了萬億美元大關，而在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的推動下，外匯儲備的歷史新高還將繼續改寫。但在外匯儲備快速積累、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強化的背景下，過高的貿易順差日益受到指責。今年前10個月中國貿易順差就已經累計達到1336.2億美元，遠超去年全年水平。一時間，擴大內需、加快人民幣升值等消除貿易順差的措施被紛紛提出，商務部也擬定了2010年基本實現進出口平衡的目標。
誠然，當前的貿易順差確實有些虛高，通過一定的政策調整，可以有所降低。但貿易順差能否如商務部所希望的完全消除？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差額將呈現怎樣的格局？這個問題的背後或許隱藏著更加深刻的經濟規律。
先來看看貿易順差是怎樣形成的。假定一個社會創造了100個單位的新財富，當期消費了58個單位，投資用去了40個單位，那剩下的2個單位就必須通過淨出口的方式賣到國外去，由此形成貿易順差。若要消除這2個單位的貿易順差可以有以下三種途徑。
一是全面緊縮，少生產些新的財富。如果只生產98個單位，那就不會留下2個單位用於淨出口了。但這樣做，會造成產能閒置，加重失業壓力。況且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巨額的貿易順差伴隨著許多行業的產能過剩或者潛在產能過剩，如果以壓縮生產來控制貿易順差，必將加劇失業。年輕勞力因失業而不參與生產，那他年老後的養老金又從何而來？因此，這種做法絕對是飲鴆止渴。
二是增加投資。如果投資能用去42個單位，就可以消除貿易順差。但這在當前的中國同樣也不可行，因為眼下的投資已經火熱到需要宏觀調控的地步。可以預計，今後一段時期的投資增長速度只會下降，而這反過來又會增加貿易順差繼續擴大的壓力。
三是增加消費。如果消費能提高到60個單位，貿易順差就消失了，這便是擴大內需政策的含義所在。
很多人指出，目前中國的消費比例太低了，有長足的提升空間，只要消費比例回升到國際平均水平，貿易順差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但這樣的國際比較，忽略了人口結構的因素。
一個正當壯年的勞動者，必定會把收入中的一部分儲蓄起來以供未來養老之需。如果社會保障體系十分完善，則個人未必再會保留儲蓄，但政府必須在當下保留數量相當的儲蓄，為勞動者數十年後的退休生活準備養老金，否則便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出現社會性的養老危機。而政府的儲蓄，來自於稅收，歸根到底還是來源於那位壯年當前所創造的財富。對一個社會而言，也有壯年、老年之分，這取決於整個社會的人口結構。人口學家用撫（贍）養人口與勞動人口的比例，即所謂“人口負擔比”來衡量整個社會的“年齡”，比值越低，則說明這個社會越“年輕”。一個理性的“年輕”社會，不會將其在當期所創造的全部財富消費殆盡，而是會通過個人儲蓄或者政府儲蓄（社會保險）的方式，保留部分收入，供養未來。
當前中國的人口結構正處在負擔比例最低的歷史時期，社會消費比例較人口結構成熟的國家偏低一些，是正常的。由於生育政策決定了30年後中國的人口結構將呈現嚴重的倒金字塔型，人口負擔比將上升到史無前例的高位，到那時，試圖依靠透支再下一代來解決社會保障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因為那一代年輕人將面對數倍于他們的老人和孩子，因此，在現階段為自己的未來多儲蓄一點、少消費一點的選擇完全是理性的。所以，中國的消費率低於國際平均水平的現實應該說是基本合理的。
可見，當前階段中國出現的貿易順差，而非逆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國年輕的人口結構所決定的，是中國社會為未來而在海外儲蓄的養老金。當然，這並不排斥對當前虛高的貿易順差必要的控制，對不合理的分配政策、貿易政策和匯率水平必要的調整。
人口學家預計，按照中國現有的人口發展變化曲線，人口總量將於2030年到達最高點，為14.06億；勞動人口將在2020年左右達到頂點，為9.23億；而人口負擔比將在2010年前後降到最低，此後緩慢上升，至2030年前後進入50%以上的高負擔區。由此觀之，由人口因素導致的貿易順差的格局還將持續較長一段時期。而到了十餘年後，當中國人口結構逐漸老化之時，我們就需要通過貿易逆差的方式，動用目前向海外儲蓄的資源。
這種起因於人口結構週期的貿易順差，與起因於經濟週期的貿易順差有著本質的區別，由這種順差所積累起來的外匯儲備，其投資運作理念當然也應有所不同。鑒於這筆儲蓄資金的動用期是在十多年以後，因而其投資規劃完全可以著眼於較長的時期，可以通過適當放棄對所投資資產流動性的過高要求，追求更高的贏利性，比如在一定範圍內戰略性地投資於有限售期的股權。
貿易順差的人口結構週期成分，為中國當前巨額外匯儲備中部分資金運作思路的長期化提供了理論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