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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山獨立，南聯盟就此解體。 |
中評社訊╱題：南斯拉夫解體成敗透視 作者：倪海寧（洛陽），本刊特約撰述
2006年5月22日，百分之五十五點四的黑山公民在全民公投中支持獨立，與塞爾維亞“作別”；六月三日，黑山正式宣佈獨立，南斯拉夫聯盟就此徹底解體。
三個南斯拉夫：幾度分合
短短80多年時間，竟出現過三個“南斯拉夫”，而它們如今又已一一化為歷史的陳跡。這本身就說明了這片土地的不尋常。
顧名思義，“南斯拉夫”的意思就是南部斯拉夫人的國家。“南部斯拉夫人”是對塞爾維亞族、克羅地亞族、斯洛文尼亞族、馬其頓族等諸多民族的統稱，他們從公元7世紀起就居住在歐洲東南部的巴爾幹半島，有的還曾興邦立國；但到15世紀後，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就分別被置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統治之下。從19世紀中葉到一戰結束，隨著上述兩大帝國的衰落和最終崩潰，塞爾維亞和黑山等民族紛紛爭取到獨立地位。在此大背景下，1919年，第一個“南斯拉夫”誕生：它始稱“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王國”，1928年才改稱“南斯拉夫王國”。作為精心挑選的國名，“南斯拉夫”的本意就是告訴國人：大家同屬“南部斯拉夫人”，要團結如一家。這個“第一南斯拉夫”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國家，其疆域包括今天的塞爾維亞、黑山、克羅地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以下簡稱“波黑”）、斯洛文尼亞乃至匈牙利的部分土地。
二戰中，1941年，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以鐵托為首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武裝起義並取得勝利後，於1945年11月成立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1963年的新憲法又改國名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是為“第二南斯拉夫”。它下轄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黑、黑山、馬其頓六個共和國，它們均為聯邦主體；塞爾維亞還管轄兩個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
1991年，存在47年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隨著東歐劇變浪潮解體。1992年4月，在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馬其頓、波黑先後宣佈獨立後，塞爾維亞和黑山兩共和國聯合建立了新的“南斯拉夫聯邦”（“第三南斯拉夫”），兩自治省仍隸屬塞爾維亞。1998年，隨著科索沃省阿爾巴尼亞族分裂勢力活動的升級，南派軍隊前往鎮壓，1999年3月，美國及其北約盟國指責南聯盟在科索沃殺害阿族居民，製造“人道主義災難”，對南聯盟空襲78天。6月，南接受和平協議，聯合國和北約接管科索沃。科索沃的喪失促成了又一輪解體：2002年4月9日，塞爾維亞和黑山就兩共和國未來關係達成協議，組成名為“塞爾維亞和黑山”（簡稱“塞黑”）的鬆散邦聯，黑山在三年內不就獨立問題進行全民公決。如今，隨著黑山的獨立，南斯拉夫走完了它痛苦的解體歷程。
國運起落，教益良多
國人想必最熟悉的還是第二和第三個“南斯拉夫”：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的老一輩人無法忘懷風靡當時的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和歌曲《啊！朋友再見》；而1999年中國駐南使館在科索沃戰爭中被炸燃起的熊熊大火，則在生活於新時代的人們的腦海中久久縈繞，揮之不去。
的確，後兩個南斯拉夫以及它們的締造者的命運有可比性，也最能使我們理解這些變幻無常的分合風雲：鐵托締造的南斯拉夫存在了47年，作為東南歐的地區性大國屹立於巴爾幹半島，是當之無愧的冷戰時代“不結盟運動”的旗幟和多民族和諧共存的典範，其國際地位舉世矚目；終鐵托之世，外部勢力不敢染指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手創的南聯盟卻只存在了10多年，從戰亂不已直至分崩離析；米氏本人也在悲劇落幕前不久在海牙國際法庭監獄含恨辭世。一樣是聯邦制，一樣的“鐵腕”人物領導，鮮明對照中的成敗得失，足以讓我們引以為戒。
成也民族主義，敗也民族主義
悲劇往往由內因和外因共同釀成，內因是根本，外因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南斯拉夫的命運就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典型。巴爾幹半島作為歐洲地緣政治的中心地帶，素為列強“角鬥場”，是歐洲民族和宗教關係最複雜的地方，正如南斯拉夫學者米拉•馬爾科維奇所寫：“在歐洲，以射向巴爾幹的槍彈最多。”而位於巴爾幹中心部位的南斯拉夫又是本地區形勢最複雜的地方：南歷史上加盟共和國和自治省數量之多居巴爾幹之冠，在這片狹小地面上，本地原住民族之間、原住民族與外來民族之間的仇恨可謂“罄竹難書”。在內部多元化、外部強國環伺的情況下，如何發揮“民族主義”這把雙刃劍中的積極方面，團結各民族形成合力，一致對外，方是南的上策；反之，一旦內部矛盾處理不好，引起民族紛爭，外部勢力再趁火打劫，必然禍患無窮。
歷史對此給予了最好的闡述。
先看鐵托時代的南斯拉夫。鐵托當然明白將差異性極大的各民族統合在一起是何其不易，因此採取了相當謹慎的民族政策。二戰期間，德意法西斯採取“分而治之”政策，給南人民帶來無盡傷痛：克羅地亞族的“烏斯塔沙”分子曾大量殘殺塞爾維亞人，而“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的“切特尼克”分子也殘害了大批克羅地亞人。鐵托與這些極端民族利己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他反復強調，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共產黨要努力使民族主義的一切消極現象消滅，並用國際主義精神教育人民”；號召各族人民“為建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般的自由與平等的共同體而奮鬥”，“既要反對中央集權主義的民族主義，又要反對分裂主義的民族主義”。這些做法使國內和黨內的民族主義傾向逐步收斂，南各族人民的愛國主義空前高漲，並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的一員而自豪。總之，作為克羅地亞族的鐵托在處理國內民族問題上盡最大努力地做到“一碗水端平”，因而保證了南國內幾十年的團結一致。
反觀米洛舍維奇和他領導下的南斯拉夫，正是過度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使他們跌進了深淵，這在波黑和科索沃問題上表現得最明顯。為幫助波黑境內的塞族兄弟，作為塞族的米洛舍維奇硬是將南斯拉夫拖進波黑戰爭，結果“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帶著遭受了西方的制裁，最終被迫服軟認輸，簽署了《代頓協議》。如果說在波黑問題上垂憐同宗兄弟尚無可厚非的話，那麼米氏在科索沃問題上的強硬就實在說不過去：由於歷史的原因，科索沃對於塞族和阿爾巴尼亞族所具有的意義，同耶路撒冷對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具有的意義相似。米洛舍維奇卻只知“塞族利益至上”，處處以“塞族代言人”自居，不顧其他民族的平等利益和願望。他先是取消了阿族佔90％的科索沃省的自治權，後是武力鎮壓科索沃獨立的企圖，並最終招致北約對南的軍事打擊以及他的下台、被捕、受審、死亡。其實在科索沃阿族中，最初佔上風的是溫和派反對勢力，他們一開始的要求也不過是擴大自治權，而非獨立乃至併入阿爾巴尼亞，正是米氏的一味高壓引起了越發強烈的反彈。米氏錯誤的民族主義政策可謂“傷人又害己”，成了個人和國家脖子上的絞索，越勒越緊，且後遺症直到他死後都沒有痊愈：塞爾維亞迄今仍未逮捕引渡一些參與波黑和科索沃戰爭的前南政府和軍隊高官及波黑塞族領導人，並就科索沃最終地位明確表態，致使它加入歐盟的日程遙遙無期；而黑山恰是因為不願意在入盟進程中受“連累”，才毅然“拂袖而去”。
興也大國外交，衰也大國外交
對於南斯拉夫這樣一個夾縫中的中等國家而言，對大國外交的正確與否，對它的命運確有關鍵作用。答案也同樣盡在歷史中。
先看鐵托時期的南斯拉夫。1948年，南共由於反對蘇聯的大國、大黨主義，被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和社會主義陣營，南與蘇東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關係全部中斷；西方國家雖想借機將南斯拉夫拉入自己的懷抱，但前提則是南改弦易轍，逐步走資本主義道路。鐵托在與東西方打交道時，充分顯示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一方面，南堅持獨立自主的政策，既不加入西方集團，也不回社會主義陣營，而是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中小國家一道，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保衛世界和平，爭取自己的獨立地位和對國際事務的正當發言權，結果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好評。另一方面，也不斷絕同東西兩大集團及其首領美蘇的往來，而是游走於兩方之間，最終使尼克松和赫魯曉夫等人都對鐵托敬重有加，爭相建立與南的聯繫，從而抬高了南的身份。
如果說鐵托的“鐵”中充滿了睿智和機敏，那麼米洛舍維奇的“鋼”中就滿是僵硬和蠻幹，最終“畫虎不成反類犬”。米氏不僅昧于知己，也難說知“時”、知“勢”。面對冷戰後歐洲地緣政治版圖西進東退的大環境，以及西方在巴爾幹採取“雙重標準”、偏袒他人、削弱塞族、企圖主導巴爾幹秩序安排的“不義之舉”，米氏卻選擇了“聯俄抗西”的下下之策。他不曾想過，僅憑塞爾維亞區區之力何以能抗拒西方強權的“眷顧”和打壓？他更沒有料到，自身尚且難保的俄羅斯只不過視南為戰略棋盤上的一顆可用可棄的小棋子。米氏以強硬政策來安排巴爾幹局勢並與北約相抗，無異於螳臂擋車；而他“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企圖讓南加入俄白聯盟以尋求“保護傘”的做法，更註定是空歡喜一場。最後，他的事業、國家連同生命一併化為了灰燼。
不能否認，鐵托時代的內外政策也不全是帶來好處：強調公平會引起各小民族個性的張揚，為日後“分家”埋下隱患；而“不結盟”政策使得南大難臨頭時竟無法獲得世界上哪怕一個國家真刀真槍的支持。可我們不能脫離南內部聯合的脆弱和外部強力的擠壓這些基本事實，可以說，鐵托做得不算完美，也不可能完美，但已經夠好了！我們也同樣承認，米氏是條真正的硬漢：無論是在台上當權，還是身陷縲紲，都不失“巴爾幹之鷹”的本色，他領導下的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戰爭中為保家衛國血戰不止、以小抗大的英勇氣概也令人肅然起敬。但“形勢比人強”，他和他的國家縱然屈辱滿腹，憤恨滿腔，也只能一次次認命低頭。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7月號，總第10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