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2日電／台灣中國時報今日發表社論說，台灣的“立委”費鴻泰日前提案，希望將所得稅申報中的教育特別扣除額，由每戶計算改為就學人口計算。這個提案背後其實有兩項涵義：就教育支出而言，其支出基礎當然是就學個人，因此將每戶計算改為每人計算，應該是往租稅課徵合理化去改進，值得肯定。但是另一方面，當扣除額計算由每戶改為每人時，則各戶之租稅負擔必然減輕，具有實質減稅的效果，是否合宜就可以斟酌。整體而言，費委員的稅法修正案是一個可以理性討論的提案，每戶或每人、扣除金額多少，都可以計算、辯論，甚至可以協商。
但遺憾的是，在此案提出之後，許多“立委”隨即加碼附和，有人要納入學前兒童扣除額、有的想加入購買電腦支出扣除、也有人要將儲蓄扣除額由每戶改為每人，林林總總，品類繁多。這些新增項目中有許多都不具租稅學理或邏輯說服力，也完全不理會租稅扣除額的意義，多無可觀之處。但是，當這些濫竽與費委員的提案一併充數時，個案良莠即無法分辨，甚至連理性討論的空間都不復存在。一項可能使稅制趨於合理的改革，就在這種是非難分、黑白不辨的蒙混氣氛中無疾而終；這就是台灣政壇的悲哀。
教育扣除額的是非區辨只影響區區數十億稅收，還算是小事，但整個政治大環境的混沌不明，才是當前政壇的大患。今年一整年，全台上下都對陳水扁親信、親家、吳淑珍等人涉及貪腐的多樁疑案感到難以接受，而整個事件也在陳瑞仁起訴之後達到高潮。當時，民進黨完全不去討論“第一家庭”涉案的是是非非，卻把名稱相似、性質迥異的“首長特別費”拿出來打混仗。等到馬英九、翁岳生、許陽明等大小官員全拖下水，陳水扁一家的貪腐好像也就“並不孤獨”，於是藍綠各擁其勢、各信其主，選票的板塊自然也就難以更動。雖然所得稅特別扣除額的修正案有優劣之辨、雖然“國務機要費”與“首長特別費”有天壤之別，然而一旦混同並論，老百姓眼中很難做簡易的區隔，則政黨貪腐與清白的檢測，也就難以確立了。
社論指出，對於前述大環境的混沌局勢，平心而論，馬英九先生要負最大的責任。作為媒體，我們無意介入藍綠之間的政治鬥爭，但是站在台灣民主深化的觀點，我們卻不能坐視這種是非難辨、公理混沌的局面。在過去幾年，執政黨一貫的說法，就是指稱現在的民進黨不比“以前”的國民黨差。而在野黨最大的敗筆，就是始終無法向人民刻畫“現在”的國民黨與“以前”的國民黨有何不同。如果國民黨的現在與以前都一樣，那麼“控制組”與“實驗組”始終無法區辨，當然也難怪人民在清廉的期待上會有落差了。
社論認為，要怎樣才能回應人民對政黨清廉的期待呢？國民黨必須要在戰略層次有所作為，而不能老是在選舉提名、馬王互動、連宋飯局等戰術層次流連忘返。對廣大台灣人民而言，他們對於政黨清廉期待的具體觀察指標，就在於政黨對個案的態度與處理。以基隆市長許財利為例，公車處弊案起訴了、一審判決了、許的任期也滿一年了，如果馬主席連這麼明顯的個案都吝於建立對照樣本，那麼人民不禁要問：國民黨失去政權六年，究竟得到了什麼教訓？如果一審判決有罪的基隆市長是由民進黨提出罷免且通過連署門檻，那麼國親所大力支援的紅衫軍倒扁，又怎能說服人民其不具政黨偏見。做為藍軍共主的馬英九，如果在許財利事件上如此蹉跎猶豫，他又怎麼說服人民國民黨“過去”與“現在”有所差別？如果是非如此明白的個案都在戰略上棄守，將來花再多戰術上的氣力，恐怕都難以向人民解釋。
社論總結，財政學是一門發展近百年的社會科學；什麼樣的活動應該課稅、什麼樣的支出可減免扣抵，背後都有學理的支持與討論。即使這麼清楚明白的財政學理，在“立法院”政客口中都可以掰成一團漿糊。哪個政黨貪腐、哪個政治人物清廉，可沒有什麼學理支持；既然沒有明顯的控制組與實驗組資料，將來要怎麼瞎扯當然更是海闊天空。國民黨如果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參不透，那麼就得有長期做在野黨的心理準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