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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三泰認為，作家應當站在社會、時代的激流之中作冷靜的思考，與社會、時代同甘苦共患難。 |
中評社訊（記者 韋民）認識洪三泰首先是認識他的詩歌。70年代初他以寫詩一舉成名，並從此躋身中國文學的最高殿堂──中國作協，隨後30多年，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長篇小說等多個文學領域脫穎而出。
洪三泰的長篇小說《風流時代三部曲》（《野情》、《野性》、《又見風花雪月》）一出版就引起文壇激烈的回響，被譽為“都市文學的翹楚之作”。
洪三泰的文風就跟他的性格一樣，熱情、抒展、細膩、智慧、仗義。最近正忙於經營他那部100多萬字的長篇《血族》，一談起這部凝結著他太多的故土之情的作品，他的話便滔滔不絕。我們的訪談就從他的這部作品展開。
作家的風格就是作家自己
記者：聽說你最近正在創作一部反映雷州半島一個家族歷史的長篇小說，是嗎？你是以寫都市文學題材走紅文學界的，現在卻將視角投到雷州半島這塊紅土地上，投向惡劣環境中的家族題材，這是因為你是雷州人、與你家族自身經歷有關呢，還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
洪三泰：對，我正在寫一部反映雷州人的作品。書名初定為《血族》，全書共分三部，最近第一部已脫稿即將出版。這部小說的時間跨度很大，從1898年雷州人抗法開始寫起，整整一百年的歷史。我是雷州人，我有責任寫好這個作品。但我更多的是覺得雷州半島那深厚的文化很值得我去挖掘。雷州半島可以說是中國大陸最神奇的地方之一，它地處大陸的最南端，靠海、苦旱、貧瘠，在歷史上就是有名的“流放之地”。南宋以後很多被貶的官員、大文豪被流放到這裡，如蘇東坡、湯顯祖等都在這裡置留過，隨著他們和歷代流民的遷徙也帶來了深厚的中原文化。像2000年前秦始皇平越、漢武帝在徐聞開海，都有一批朝廷的官員以及他們的後裔遷徙到這裡，因此也就構成了雷州半島有別於其他地方的一個獨特的文化景觀。
還有，雷州在歷史上也是一個自然災害相當多的地方，如旱災、雷災、風旱、潮災、蝗災、鼠災、虎災和匪災等，這麼多的自然災害，加上又飽受外敵入侵，這些內憂外患既摧殘了雷州人，也鍛煉了雷州人。所以雷州人也就形成了剛強、剽悍、激烈、極端等復雜的性格特征，有不少人還被窮困的生活壓得連性格都被扭曲了。我的這部作品正是對這塊地域和在這塊地域成長起來的幾個血性家族的矛盾、鬥爭和興衰過程的一個深刻思考。
記者：反映家族歷史、家族文化的小說應以10年前陳忠實的力作《白鹿原》為高峰，但這些年在大陸起碼有近一百部反映這類題材的作品，給人的印象是這類題材過多、過濫。冒昧問一句，你不怕你的這部《血族》與它們有雷同或重復之嫌嗎？
洪三泰：不，我不怕雷同。法國啟蒙時期有一位博物學家喬治•路易斯就在他的《風格論》中說過一句話、五個字──風格就是人！我寫這部小說就是要體現出我的風格和精神面貌來，表現我的理念、我的思考、我的哲學觀、我的宗教觀，尤其是要突出雷州半島這個獨特的地理、氣候和人文特征，因此必然與其他的家族小說有很大的不同。我這部作品的跨度長達一百年，要寫出雷州人民的抗法、抗日、解放等鬥爭；要寫出這裡的人們的迷惘、痛苦、希冀的層面和摸索過程；還要寫出這裡的英雄與沒落的兩重性，表現民族世代積累的劣根性和人性的極度狀態等等，對這些要展開深入的、無情的但又不失幽默的批判。
生活是作家創作的源泉
記者：我知道你是以寫詩在全國一舉成名的，國內很多讀者也正是通過詩歌認識了你，像許多作家一樣你也是通過寫詩開始步入文壇的，你現在如何看待那段經歷？
洪三泰：我從初中開始就喜歡上詩歌，但一直寫了15年後，才向刊物投第一篇詩稿。我當時已在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搞新聞工作，在同行的鼓勵下，寫了一首《師長的膠刀》和組詩《寄自黎母山》刊登在《廣東文藝》上，詩發表後給了我很大的信心，也促使我下決心向更高級的詩歌刊物投稿。1976年，我寫了一組詩，共三首，寄給當時全國最權威的《詩刊》，結果不久竟一字不改給刊登出來了。當年我到北京開會，當時擔任《詩刊》主編的邵燕祥見了我，說：“洪三泰，我從茫茫詩海中發現了你這三首詩，給登了出來！”後來我在一年之內在《詩刊》發表了20多首詩，這在國內詩壇是不多見的。因而也就成了“紅”遍全國的詩人。後來，有關部門還專門抽調我去寫華國鋒，和大家一起出了一本詩集，叫《華主席的足跡》。現在回想起來，那時也是一個很好的鍛煉機會。
記者：再後來，就一帆風順走上文壇並開始了你長達30多年的文學生涯了？
洪三泰：不能說一帆風順，但卻很幸運。1979年廣東省作協開會，把我從湛江調到廣州當專業作家，正式被吸收進入了中國作家協會，我是中國作家協會恢復後第一批入會的。
當年，解放軍總政治部兩次調我到大西北和大西南採訪，這對我的寫作和以後從事文學生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大西北採訪是我第一次走出省外，大西北的荒涼、粗獷，在我的心靈深處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使我這樣一個長期在廣東生活的南方人詩風大變，由細膩變成粗獷大氣，由以小見大變成以大見小，寫作風格也有了一種突變。在大西北30多天，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創作沖動，一口氣寫了10多篇散文、20多組詩歌、一部中篇小說《大漠孤煙》。著名散文家秦牧見了我寫的散文，興奮地說：“三泰，我很長時間都沒看到這種散文了，你把它們集中起來，我給你寫評論。”後來，花城出版社把這些散文匯編成一本《心海沒有落日》，一出版便獲得首屆“秦牧散文獎”。
從西北回來不久，總政又安排我到中越邊境搞創作。當時正處在中越自衛反擊戰後期，我到扣林山前沿陣地採訪，在陣地上發現了一位烈士遺留的火柴盒，只見上面歪歪扭扭寫有幾行小字“假如我戰死，請把我豎起來埋，使我永遠為祖國站崗。”我一看，太感動了，立即攝取這個真實的鏡頭寫了一首《烈士的遺書》。在扣林山烈士陵園採訪，我還目睹了這樣一個感人情節：陣亡的烈士一個個被抬下山來，埋一個，豎一塊石碑，一塊塊墓碑從山頂延綿到山下，乍一望就像長城，我想起了戰士有鋼鐵長城之喻，於是很快便寫出了一首《烈士碑林》，詩中有一句話“戰士死了，還是長城！”這首詩贏得了戰士們很多掌聲，回來後還得了獎。正是大西北和大西南這兩次創作實踐，使我悟出了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這一真諦。作家只有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才能寫出令自己和令讀者滿意的作品。
詩歌回熱，指日可待
記者：你出版了八本詩集（包括合集），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你的許多詩歌中都包含有太陽、土地、大海等景象，如《野性的太陽》、《太陽之路》、《太陽的苦惱》、還有散文《心海沒有落日》等。我知道你的詩風受著名詩人艾青的影響很深，是這樣嗎？
洪三泰：其實，很多古今中外詩人的作品我都喜歡讀，廣泛地讀。像李白、杜甫、辛棄疾的詩、郭沫若的早期作品、美國惠特曼、印度泰戈爾的作品我都比較喜歡。我覺得這些詩人的作品有一個共通之外，就是大氣磅礡。
當然，對我影響最深的是50年代的著名詩人艾青。讀他的詩往往使我聯想到我的家鄉──雷州半島那塊貧瘠的紅土地。他的很多名篇如《大堰河》、《落葉集》等我都喜歡。我和艾青之間還有一個故事。1957年，當時我念初中，有一天我到學校圖書館想借閱艾青詩選，沒想到卻遭到該圖書館管理員的訓斥，他責問：“你為什麼要借艾青的詩選，你不知道他是一個大右派嗎？”我說：“知道，我是借他當右派之前所寫的詩集。”還沒等我把話說完，他就“啪”一聲將窗口關上了。
後來，我還是從朋友處借到艾青的詩來讀的。20年後，也就是到了1977年，我到北京出席全國詩歌座談會見到艾青，我把這個故事講給他聽，艾青聽後哈哈大笑，說：“好啊，你膽大包天，連一個大右派的詩都敢借來讀？”這件事將艾青和我拉得很近，以至後來艾青每次到廣州都會找我一塊聊聊。艾青逝世後，我寫了一篇散文《詩緣》發表在報章上紀念他。
記者：你現在集中精力寫長篇小說和散文，還會經常寫詩嗎？
洪三泰：經常寫。在寫報告文學和小說中也常常潛意識地會用上詩。我兩個月前還到南京出席了第七屆國際詩人筆會，有兩篇作品被選入《世界華人詩萃》。在兩岸三地我也結下了很多詩歌同好和前輩，比如台灣的著名詩人洛夫、張默、辛鬱、向明等。他們都是學貫中西的詩人，從他們身上吸取了豐富的詩歌營養。應該說，寫詩是我一直以至永遠的愛好。
記者：內地詩歌的高峰期應在1980年代的前後，我記得當時自己正在念高中，只要一說某人是一個詩人，大家就會對他羨慕得不得了，但近10年來這種現象已經很難看到了。作為詩人，你認為詩歌目前面臨的困境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詩歌什麼時候可以回熱？
洪三泰：這個問題我也思考了很多，我覺得你說的這個情況的確是事實。不僅在國內，在國外也有。但這又不足為怪，詩歌的發展和其它事物一樣，都有一個興衰過程。80年代前後，詩為什麼受到尊重呢？我以為，經過沉寂、經過傷痕之後，人們都在思考國家、思考社會、思考民族，這就需要有一種催人奮進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在這個時候產生的詩歌往往就有一股激情在裡頭，很大氣，讀後令人感到盪氣回腸。但是現在呢，市場經濟發展以後，文學選擇多了，詩一時被冷落也是正常的事。當然，一些詩人思考自我多了，寫個人內心世界的東西多了，這就很難讓讀者接受。
如果詩人少些寫“小我”，多些寫“大我”。站在人類、社會、時代的高度寫詩，又能在形式上更多樣更靈活，詩歌回熱，指日可待。我始終有一個信念──詩人還活著，詩人的激情還活著，詩人的信念還活著！
走萬裡路，交百種人
記者：談談你的小說。從你近幾年的創作看，你的作品越來越多地轉向表現市民生活、現實生活中平凡人物的精神世界中，例如將廣州高第街的個體戶、地產商、金融家以及“文革”造反流頭頭等人物性格刻畫得淋漓盡致。少了過去的細膩抒情，多了一些對社會現實的冷靜觀察和深刻思考，為什麼會有這種大轉變？
洪三泰：這種轉變是必然的。原因很簡單，是社會進步、時代發展使然。詩很難表達的內容我就用報告文學和小說去表達。我從詩歌到小說，其間發表過30多篇（部）報告文學，像報告文學《中國高第街》就被我和張良導演改編成電影《女人街》，在全國公演引起反響。通過寫報告文學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使我學會了觀察和體驗各個不同階層的人物和他們的喜怒哀樂、增加了自己對人生的思考、對地域的思考，這些經歷都在我後來的長篇小說中有所體現。
例如，廣州高第街六百個攤檔，我就一個個去採訪，在這條街上有的個體戶出國留學了，有的做了電影演員，有的當了歌唱家，有一位做小偷的後來居然當上了街道治保主任，這一幫人都成了我的朋友，自然也成了我筆下生動的人物。我跟他們交朋友，了解他們的性格，了解他們的悲歡，用很細膩的筆法去表現他們的思想。所以，我的作品寫出來以後，很多人都很驚訝，問我，你又沒做過生意，為什麼對商人、對一些企業老板描寫得這麼惟妙惟肖？其實，就一句話──走萬裡路，交百種人。不管是三教九流的人物，你都要去接觸和熟悉。
另一方面，我覺得知識的積累不是一句空話。剛開始當作家那時，接連寫了幾年之後我覺得自己好象被掏空了，文思枯竭，我就足足擱筆一年，什麼都不寫，就是一個勁拚命看書，閱讀了古今中外許多名著，學習吸收名家的營養。像雨果的《悲慘世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等這些大氣之作我都盡可能多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也看，培養自己對人類社會、對宇宙觀、世界觀的理解，增強自己對哲理的感悟，這對提高自己的創作水平都很有幫助。
記者：據說有一些讀者對你在幾部長篇小說中較多的性描寫提出不同意見，這讓我想起了近年沸沸揚揚的關於美女作家“下半身寫作”的爭議。你作品中的性描寫是基於什麼考慮的？
洪三泰：我的作品跟那些美女作家的作品有明顯的區別。美女作家“下半身寫作”是她們的一種文學生存方式，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裡面出現的一種現象，如果你細心閱讀他們的作品，就會發現她們的這些性描寫往往與作品中的人物、情節關聯不大，也許是她們的一種嘗試，這種嘗試可以理解。但這種現象、這種嘗試肯定不能持久，也不會為當今社會和大眾所接受。
至於我作品中的性描寫，是人物性格發展的需要，不是為性而性。如《野情》，我要表達個體房地產暴發戶扭曲的心態，他的性取向、性虐待和暴力行為就是一個很好的細節，如果不借助性描寫去揭示，就不能全面豐滿地反映出這個人來。同樣，在《又見風花雪月》中，我為了反映“文革”造反派司令頭頭扭曲了的靈魂，寫出他們在性方面的瘋狂佔有，這是很符合當時人物特點和故事情節發展的。其實，作家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中有性描寫的不少，也很正常，《紅樓夢》、《金瓶梅》就有很多性描寫，但它們卻不失為一部文學名著。
記者：在你出版的那麼多的小說中，你覺得哪一部最令你滿意或且說最重要？
洪三泰：滿意還談不上，作為自己認為是重要作品來寫的就是正在寫的《血族》。
記者：你平時上網嗎，看不看目前很火的網絡作家的作品？你的寫作習慣是怎樣的？
洪三泰：我每天上網只是瀏覽一下幾個主要網站的新聞，很少看網絡作品，時間不允許。我還沒有用電腦寫作，還是習慣很傳統的方法。每天從早上6時動筆，一坐到寫作桌前，拿起鋼筆，我就會有一種很亢奮的感覺，於是，各色人物啦、故事情節啦就會在我的頭腦中不斷湧現。如果是寫長篇小說，為了讓作品一氣呵成，我給自己立下一個硬性規定，每天寫一萬字，一頁300個格子的稿紙，每天必須寫完34頁才能休息。每天一萬字，兩天就有兩萬字。
作家應當站在社會、時代的激流中作冷靜思考
記者：怎樣評價廣東文壇的現狀？最近有評論認為，20世紀廣東文壇出現過一批很耀眼的文學大師，像20年代的歐陽山，40年代的秦牧、陳殘雲、杜埃、蕭殷等等，但最近十多年廣東文壇似乎出現了一個斷層，有影響的作品幾乎沒有。對這種“後不如前”的現象你怎麼看？
洪三泰：應該說目前在廣東年輕一代的作家中有一些還是寫得很不錯的。但真正有影響的作品的確如你所說，至今還沒看到。我覺得裡面是有一個斷層的問題。先前的文學大師之所以成就較高，是因為他們在舊社會經受了種種苦難，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有民族自豪感，加上傳統文化功底較厚實；以後的作家，因為社會進步了，從落後走向繁榮對於苦難感受不深，在進步的時代中，社會責任感並不那麼強，反映時代、社會變革的作品不多也不夠深刻。如果作家在時代前進的沖擊中，作冷靜思考，認識社會變革的深刻意義，牢牢記住社會責任感這一天職並作長期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寫出人民喜歡的作品的。文學斷層會結束，新的文學大師也可以出現。
記者：當前我們正處在一個重大的轉型時期，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的沖擊，有些作家可能會不適應或者很困惑，你認為作家是否也有一個學習積累和更新觀念的問題？
洪三泰：當然，這是每一位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都要面臨的問題。事實上作家的淘汰率相當高，記得有位作家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文學是一項粉身碎骨的事業”。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作為一個作家，要學會學習，學會積累，更要學會生活。你做不到這些你就要被淘汰掉。對這個時代發生的任何新生事物都要感興趣，去研究它分析它，如果你對整個人類、生命、生存方式都持冷漠的態度，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那你還去當什麼作家呢？恐怕更談不上要你寫出有文採、有激情的作品來了。
記者：有評論形容去年是中國文學浮躁、沉寂的一年，你同意這種說法嗎？如果讓你用一句簡短的話來展望一下中國文學發展前景，你想說些什麼？
洪三泰：是有這種浮躁現象。浮躁，作品就會寫得淺薄。作家應當站在社會、時代的激流之中作冷靜的思考，與社會、時代同甘苦共患難，當一個有智慧的醒悟的人、有較高修養的人，中國文學是有希望的。
附：洪三泰小檔案：
洪三泰， 1945 年 12 月生於廣東遂溪。 1979 年成為首批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1979 年由湛江農墾局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當專業作家。曾任省作協黨組成員、副秘書長、文學院副院長、中共高要縣委常委，系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特殊津帖專家、國家一級作家，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理事長。
曾獲廣東省新人新作獎、廣東省魯迅文學獎（二屆）、首屆秦牧散文獎，華夏詩歌大獎。創作履歷和成就選入《中國文學家辭典》、《中國作家大辭典》、《詩歌辭典》等十部辭典。
（本文刊載《中國評論》2003年10月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