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後者，可能是出於投鼠忌器。且不論在台海局勢問題上有無“忌器”的必要，把“鼠”“器”分開，狠狠地“投鼠”，難道不行嗎？
文章指，日本不僅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了國際承諾，而且按常理說，作為曾經對中國的台灣進行過長期殖民統治的日本，對純屬中國內政的台海局勢不是退避三舍，也至少應該注意避嫌。
但因二戰後，對於歷史問題認識的不徹底，日本懷有“台灣情結”的人不在少數。像中川昭一這樣的極右政客，正是利用這種不可名狀的“台灣情結”，鼓吹日本與台灣的“特殊關係”，藉以散布“中國威脅論”，煽動“恐中”情緒。
更加不可忽視的是，把台海局勢納入日本《周邊事態法》，納入“日美共同戰略目標”，不僅公然違反國際間行為準則，而且將很可能對中國今後所需要的幾十年和平建設環境造成實際威脅。
同時我們也感到，五年多來，一方面不恰當地將“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置於中日政治外交的首要位置，同時，中國對日本干涉台海局勢，以及東海油氣田劃界等問題的表態，顯得語言呆板，說服力不足。
文章強調，讀秦剛的答問，不能只圖痛快一時。應該注意到，作為代表國家的外交部發言人面對各國記者發言，不僅需要照本宣科，立此存照，也可以來一點兒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六十年代陳老總那場膾炙人口的答中外記者問，可謂典範。
時至二十一世紀，更要考慮如何通過在場記者手中的現代化媒體，聲情並茂，圖文並茂，不僅是表明中國的立場、觀點，而且是更有效地，更有說服力地訴諸有關國民和國際輿論。 |
